乏，只求平安过关。一个月后一天上午我刚刚上班给造反派押着从机关回家，看他们“执行革命行动”。他们搜查了几个小时，带走了几口袋的东西，其中就有这几年的日记。日记在机关里放了将近十一年，不知道什么人在上面画了些红杠杠，但它们终于回到我手边来了。都是我亲笔写的字。
为了找寻关于以群死亡的记录，我一页一页地翻看，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为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存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所以就在这个大厅里不到两个月后，我也跟着人高呼“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实可耻！甚至在我甘心彻底否定自己的时候，我也有两三次自问过：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我们究竟有没有友情？我们究竟要不要真实？为什么人们不先弄清是非，然后出来表态？不用说我不会得到答复。今天我也常问：为什么那些年冤假错案会那样多？同样也没有人给我回答。但是我的脑子比较清醒了。
“文革”期间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个，据说他是在八月二日上午跳楼自杀的。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楼的详情。我主持了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宣读了悼词，我只知道他是让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实的具体情况，就是说应当由什么人负责，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许我永远不会明白了，因为大家都习惯于“别人说了算”，也从不要求知道真实。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后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却是在他自杀后的一段长时期，知道傅雷的绝笔则是在他辞世后的若干年了，通过十几年后的“傅雷家书墨迹展”我才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士可杀，不可辱！”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词称赞我的一些朋友，它们差不多成了我的口头禅，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们放射出一种独特的光芒。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他们树立了一个批判活命哲学的榜样。我记得在反右时期我还写过文章批驳“不可辱论”，我赞成打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面子。我写这种文章其实也是为了活命。当时我就在想：人要是不顾全面子，那么在生死关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天保佑！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亡友们又接连不断地给我敲响了警钟。
以群死了，对罗荪的批判照常进行，机关的革命派动员我写揭发罗荪的材料，创作组的头头也要我写揭发孔和别人的大字报。我不会编造，只能写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革命派不满意。压力越来越大，攻击我的大字报渐渐地多了起来。作家中王西彦是最先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后来说：“我一觉醒来，才知道已经给市长点了名成了反革命。”吴强和魏金枝先后被赶出创作组，师陀接着也靠了边。我还在挣扎，有一天上午我去机关，创作组只到了柯灵、白危和我三个，有人告诉我们，别人都有事，要我们到资料室找个地方自学。以后我们三个人，就脱离了创作组在资料室二楼自学。说是自学也无非写点交代、检查。
形势越来越紧，我也看得出来对我的包围圈越来越缩小，但是我还在安慰自己：组织上对待我跟对待师陀他们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学习的地方在食堂，每天还做点轻微的劳动。但是过了几天柯灵就给电影厂揪走了。只有白危和我还在资料室学习。到九月初有人（一位工人作家）来通知我说我态度不老实，革命群众要对我采取行动，于是开始了第一次的抄家。这次抄家从上午抄到下午，连吃中饭的时间在内，大约有六七个小时（来抄家的革命派也在我们家吃饭，饭菜由里委会送来）。后来听人说：“这次抄家还是保护性的抄家，上面叫多带些封条来。”原来还有所谓“毁灭性的抄家”，就是将你家里一切坛坛罐罐全部砸光，或者叫你扫地出门。我们机关害怕外面有人“趁火打劫”或者搞毁灭性抄家，便先动手将我的书橱全部贴上封条，把重要的东西完全带走。临走时革命派还贴了一张揭发我的罪行的大字报在我家门廊的入口处，一位头头威胁地对我说：“你再不老实交代，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到大门口，看你以后怎样过日子！”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在我的大门口贴上这样一张大字报，过路人都可以进来为所欲为了。我想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的。我对自己不再存什么希望了。
然而我还是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我好像已经落水，还想抓住一块希望的木板游到岸边。其实不需要多久我就同孔罗荪、王西彦、吴强、师陀、魏金枝，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批斗了，不但跟他们没有区别，而且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一个时期白天在机关，我一天几次给外地串连的学生叫出去当众自报罪行；晚上在家还要应付一批接一批的住在附近的中学生，请求他们不要撕掉书橱上贴的封条，拿走书或别的东西。有一个时期我给揪到工厂、农村、学校去游斗，又有一个时期我被带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我和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牛棚里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