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国内出版界为了纪念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召开座谈会，编印纪念文集，有几位朋友希望我有所表示。我患病在家，不能到会祝贺，想写文章，思想不集中，挥毫又无力，只好把一切推给渺茫的未来。现在我已经不为任何应景文章发愁了，我说过：“靠药物延续的生命，应该珍惜它，不要白白地浪费。”但怎样照自己的想法好好地利用时间呢？我不断思考，却还不曾找到一个答案。
我始终相信未来，即使未来像是十分短暂，而且不容易让人抓住，即使未来好像一片有颜色、有气味的浓雾，我也要迎着它走过去，我不怕，穿过大雾，前面一定有光明。《我与开明》虽然是别人出的题目，但“回顾过去”却是我自己的事情。每天清早，我拄着手杖在廊下散步，边走边想。散步是我多年的习惯，不过现在走不到两圈，就感到十分吃力，仿佛水泥地在脚下摇晃，身子也立不稳。我只好坐在廊上休息。望着尚未发绿的草地上的阳光，我在思考，我在回顾。《我与开明》这个题目把未来同过去连接在一起了。这一段长时间里，我不曾在纸上落笔，我的思想却像一辆小车绕着过去的几十年转来转去，现在的确是应该写总结的时候了。
可以说，我的文学生活是从开明书店开始的。我的第一本校旱就在开明出版，第二本也由开明刊行。第二本校旱的原稿曾经被《校旱月报》退回，他们退得对，我自己也没有信心将原稿再送出去，后来……过了一个时期我在原稿上作了较大的改动，送到开明书店，没有想到很快就在那里印了出来。这校旱便是《死去的太阳》，它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所以在谈到开明时我想这样说：开明很少向我组稿，但从第一本校旱起，我的任何作品只要送到开明去，他们都会给我出版。我与他们并无特殊关系，也没有向书店老板或者任何部门的负责人送过礼，但也可以说我和书店有一种普通关系，譬如，淡淡的友情吧。书店的章锡琛“老板”当初离开商务印书馆创办《新女性》的时候，我给这份月刊投过稿（我翻译过一篇爱玛＆#183;高德曼的论文《妇女解放的悲剧》）。后来在我去法国的前夕，我的朋友索非做了这个新书店的职员，他写的那本回忆录《狱中记》也交给书店排印了。关于我的校旱《灭亡》的写成与发表的经过，我自己讲得很多，不用再啰嗦了。叶圣陶同志就是在开明见到我从法国寄回来的原稿，拿去看了以后，才决定发表它的。索非进开明可能是由于胡愈之同志的介绍，他和愈之都学过世界语，他认识愈之，我一九二八年初秋从沙多—吉里到巴黎，才第一次见到愈之，这之前只是一九二一年在成都同他通过一封信。我在巴黎大约住了两个月，常常到愈之那里去。愈之当时还是《东方杂志》的一位负责人，那个时候全世界正在纪念列夫＆#183;托尔斯泰诞生一百周年，巴比塞主编的《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托洛茨基的《托尔斯泰论》，愈之要我把它翻译出来，我在交给他的译稿上署了个笔名：“巴金”。我寄给索非的《灭亡》原稿上署的也是这个名字。可是我的校旱下一年才在《校旱月报》上分四期连载，《东方杂志》是综合性的半月刊，纪念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章在本年就发表了。这是我用“巴金”这个名字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灭亡》就在《月报》连载的同一年（一九二九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稿子是索非交去的，作为他主编的《微明丛书》的一种。这个袖珍本的丛书在开明一共出了八种，其中还有索非自己写的《狱中记》等三部，我写的《死去的太阳》和我译的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剧《骷髅的跳舞》，苏联阿＆#183;托尔斯泰的多幕剧《丹东之死》，后面两部小书都是从世界语译出的。还有一种《薇娜》是索非把我新译的短篇校旱和李石曾的旧译四幕剧《夜未央》编辑成册的，它们是同一位年轻的波兰作家廖＆#183;抗夫的作品。《薇娜》是我翻译的第一篇校旱，我只知道抗夫写过《夜未央》，我在十六七岁时就读过它，我的朋友们还在成都演过这本描写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很感人的戏。一九二七年我在巴黎买到《夜未央》的法文本，卷首便是校旱《薇娜》，一看就知道作者在写他自己。一九二八年年初我译完《薇娜》，从沙多—吉里寄给索非，这年八月下旬我离开沙多—吉里时就收到开明出的那本小书。接着在将近两个月的巴黎小住中，作为消遣我翻译了全本《夜未央》，回国后交给另一家书店刊行，译本最初的名字是《前夜》，印过一版，一九三七年在文化生活社重排时我便改用李石曾用过的旧译名，因为开明版的《薇娜》早已停版，那个短篇也由我编入另一本译文集《门槛》了。
请原谅我在这里唠叨，离开题目跑野马。这的确是我几十年文学工作中治不好的老毛病，但这样东拉西扯也可以说明我那几年的思想情况和精神状态：我很幼稚，思想单纯，可是爱憎非常强烈，感情也很真挚。有一个时期我真相信为万人谋幸福的新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一起出现；又有一个时期我每天到巴黎先贤祠广场上卢骚（梭）铜像前诉说我的痛苦，我看不见光明。我写作只是为了在生活道路上迈步，也可以说在追求，在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