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总算闯过了八十的大关。人生八十并不是容易的事。未到八十的时候我常常想，过了八十总可以“从心所欲”吧。照我的解释，“从心所欲”也不过是做一两件自己想做的事，或者退一步说不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对一个老人来说，这样的愿望大概不会是过分的要求吧。
可是连这个愿望也实现不了。人不断地找上门来，有熟人，也有陌生的读者，他们为了接连出现的各种“红白喜事”拉我去充当吹鼓手；他们要我给各式各样的报纸、书刊题辞、题字，求我担任这样那样的名誉职务。我曾经多次解释：作家应当通过作品跟读者见面，不能脱离创作对读者指手画脚。我又说自己没有权利教训读者，也不敢命令别人照我的话办事。我从小不练书法，长大又不用功，我写字连自己也看不顺眼，说是“鬼画桃符”。要我题字，无非让我当众出丑，这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有些人却偏偏逼着我做，我再三推辞，可是我的话不起作用。人家已经给我做了结论：我不过是一个只有名字的空壳，除了拿名字骗人或者吓唬人外，再无别的用处。找上门来求这求那的客人认定：“这个空壳”行将入土，你不利用，就白白丧失最后的机会，所以总要揪住我不放。我呢，只好向他们哀求：“还是让我老老实实再写两篇文章吧。”倘使只是为了名字而活下去，那真没有意思，我实在不想这样地过日子。可是哀求、推辞、躲避有时也没有用，我还是不得不让步，这里挂一个名，那里应付一下。有人笑我“不甘寂寞”，他却不知道我正因为太不寂寞感到苦恼。有人怪我“管事太多”，其实除了写《随想录》，我什么事都没有管，而且也不会管。
当然我也不甘心任人摆布。我虽然又老又病，缺乏战斗意志，但还能独立思考，为什么不利用失败的经验保护自己？付了学费嘛，总要学到一点东西。过了八十，为什么还要唯唯诺诺，讨好别人，看人脸色，委屈自己？既然不能“从心所欲”，不妨带着微笑闭户养神。这是我的“持久战”。我就是这样地争取到一点时间来写《随想录》的，我还想写一点别的东西，有时候真是想得如饥似渴。究竟为着什么？我自己分析，眼睛一闭一切都完了，我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有！那就是我的祖国，我的同胞，真想把心掏出来给他们。
我活了这么几十年，并不是白吃干饭，我写了那么一大堆书，不管好坏，究竟把我的见闻和感受写出多少，自己也说不清。既然别人给我做了“结论”，为什么我自己不也来一个总结？我大概再没有机会参加批斗会了，没有人逼着我写检查，我自己也不会再写它。本来一笔糊涂账嘛，扔掉、忘掉，就算完事，这最痛快。可是想到将来会出现的评论、批判、研究、考察以及种种流言蜚语，我再也不能沉默。说实话，我前两天还在做可怕的怪梦，几张凶神恶煞的面孔最近常常在我眼前“徘徊”。我知道当时有一些人变成猛兽，后来又还原为“人”，而且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这可能是好事。但在我的怪梦里那些还原为人的“人”在“不正之风”越刮越厉害的时候却又变成了猛兽。我们当然不能相信梦境。不过回忆过去，把一些经验写下去，即使做了一个不像样的总结，对后人也不会没有用处。我牢牢记住这样一句名言：“人啊，你们要警惕！”
我正是为了这个才活下去、写下去的。
二
我想起另一件事情。去年十月我在香港接受了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典礼后几天在当地一家日报上我读到一篇“写真话”的文章。作者对中文大学对我的“赞词”有不同的意见，他引用我自己的话来批判我，挖苦我，证明我并不“坚强”，证明我没有“道德勇气”。这些话听起来并不悦耳，特别是在长篇赞词之后，它们好像当头一盆雪水使我感到很不舒服，但是一阵不舒服之后，我却觉得一度发热的头脑清醒多了。这文章里讲的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些“文革”中的事情。本来我就这样想：过去是抹煞不了的，未来却可以由我们塑造。不坚强可以变为“坚强”，没有“勇气”的人也会找到“勇气”。总之，事在人为。我欠了债并不想赖掉，有债就还，还清了债岂不很轻松！我提倡讲真话，争取讲真话，正是为了有错就认、认了就改，也是为了有病就治、治了就好。不错，世界上也有所谓“一贯正确”的人，他们生了疮还说是身上开花，要人家讲好话。我不会向他们学习。这些年我的惨痛的教训实在太多了。在牛棚里那些漫长的日子，总觉得有人把我的心放在油锅里反复熬煎。我想起小时候我父亲去世家中设灵堂请和尚诵经的情景。我仿佛又看见大厅上十殿阎罗的挂图。根据过去民间传说，人死后要给带去十座阎罗殿过堂、受审，甚至要走“奈何桥”、上刀山、下油锅接受种种残酷刑罚。
亡灵还要在这些地方重复自己一生的经历，不是为了“重温旧梦”，而是经受一次严格的审查，弄清是非、结束恩怨，然后喝“迷魂汤”忘记一切，从“转轮殿”出去，重新做人。我相信过这一套鬼话。不过，时间很短，阎罗图是和尚从庙里带来的，它们给收起以后我也就忘记了。不知道因为什么，过了五十年我又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