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林放读了《我的噩梦》以后，也写了一篇杂感《“文革”还在揪人》。文章发表在《新民晚报》上。老友是出色的杂文家，文章短，含意深，他不像我那样爱说空话。他常常对准目标，弹无虚发。听说他去年发表过杂文，提醒大家不要让“四人帮”余党漏网，居然有人打电话恐吓他，可见他的文笔的锋利。事后我遇见他，对他谈起这件事，他只是微微一笑。我在这里用了“遇见”二字，其实并不恰当，那天上午是他来看我，当时我们两人都住在华东医院，他住南楼我住北楼，病人来往比较方便，他上午到我的病房来，不会有人干涉他。
他现在不那么健谈了。前几年我同他一起在北京开会，他总是有说有笑、无话不谈。可能是他也老了，虽然他比我还小几岁。不过一谈到写杂文，我就看出他心里还有一股火。他即使讲话不多，但拿起笔来，仍未失去当年的勇气。对于不合理的现象，对于不应当发生的事情，他还是有自己的看法，虽然三年前他写信给我说：“今后谁能保证自己不再写这类文章？（指发“违心之论”）……我不敢开支票。”
我了解他，我知道他为了写杂文吃过不少苦头。他和我同样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川省选出的代表，第一届一共开过五次大会，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的相邻的房间里。他平日爱喝点白酒，见到熟人总是谈笑风生。他参加第二届人大可能是在上海代表组，那么我们就不住在同一层楼了。这些事我已经记不清楚，我看即使记错了，也无大关系，我要在这里提说的只是一九五七年的那次大会。时间大概是六月，我们都住在前门饭店，我住在他的斜对面，都是两人住一个房间，和他同住的是一位教育界的“民主人士”，四川大学的教授或校长，都是“知识分子”。
在这一届的会上开始了对所谓“右派”的批判，不仅在我们的大会小会上，在会场以外，在各个单位，在整个社会中都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反右”运动。这情况是我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前一段时期，到处都在举行座谈会，邀请大家“大鸣大放”，我们都分别出席了有关的会，发表了意见，各人都写了文章。我到了北京，就感觉到风向改变，严冬逼近，坐卧不安，不知怎样才好。没有想到，我刚在前门饭店住下，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一位女记者就来找我，要我写一篇“反击右派”的短文。我当然一口答应，我正需要用这种表态文章来保护自己。她催得急，说是要用电报把文稿发到上海去。反正文章不长，可以摘抄大报上的言论，我当天就写成了，记者拿去，第二天见报，我的心也安定了些。我还记得短文的题目是《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多年的心愿，但文章里的句子则全是别人常用的空话。我当时还不知道“反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我看见来势凶猛，熟人一个个落网，一个个给点名示众；更奇怪的是那位来找我写“反右”文章的女记者，不久就给揪出来，作为“右派”受到了批判。
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的界限并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替他们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怕让人当场揪出来。在北京我们在小组会上批判过本组的“右派”，回到上海我也主持过作协分会对“右派分子”的批判会。我从小不善于言辞，常常因此感到遗憾，但是今天回忆一九五七年的往事，我倒庆幸自己缺乏口才不能慷慨激昂地大发违心之论。没有人找我谈过话，或者要我如何表态，虽然一直胆战心惊，我总算平稳地度过了一九五七年。私下同爱人萧珊谈起来，我还带苦笑地说自己是一员“福将”。其实我的麻烦还在后头。
杂文家当时的处境似乎更差一些。那几天他脸上不见笑容，我也替他担心，却又不便问他有什么情况。在北京我看不到上海的晚报，但是过两天我就听见了他的笑声。原来他得到暗示写了一篇自我检讨的文章，连夜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在晚报上发表了。检讨得到谅解，态度受到表扬，他也就放了心：过了关了。
今天我们的想法不会是当时那样的吧。过去有一个时期谈起“反右”他就流露出感激之情，我也一样。现在再回头去看二十七年前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多么可笑又可悲。我看得清清楚楚，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了“紧箍儿”。他也一样。我所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从此我们就一直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念起“紧箍咒”来叫我们痛得打滚，但我确实相信念咒语的人不会白白放过我们。
这以后我就有了一种恐惧，总疑心知识是罪恶，因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不光彩的名称了。我的思想感情越来越复杂，有时候我甚至无法了解自己。我越来越小心谨慎，人变得更加内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真心。我下定决心用个人崇拜来消除一切的杂念，这样的一座塔就是建筑在恐惧、疑惑与自我保护上面，我有时清夜自思，会轻视自己的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