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一吟同志来信要我谈一点我和她父亲交往的情况。我近来经常感冒，多动一动就感到疲劳，但生活还是忙乱，很少有冷静思考的时间。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里噪音很多，要使脑子安静下来，实在不容易，思想刚刚进入“过去”，马上就有古怪的声音把它们拉回来。过去、现在和将来常常混在一起，要认真地回忆、思考，不知道从哪里做起。
得到一吟同志的信以后，我匆匆想过几次，我发现我和她父亲之间并没有私人的交往。我觉得奇怪。按情理我们应当成为往来密切的朋友，第一，子恺先生和我都是在开明书店出书较多的作者；第二，三十、四十年代中我的一些朋友常常用亲切、友好的语言谈起子恺先生，他们中间有的人同他一起创办了立达学园，有的人是这个学校的学生；第三，我认为他是人道主义者，而我的思想中也有人道主义的成分；第四，不列举了。……想来想去，惟一的原因大概是我生性孤僻，不爱讲话，不善于交际，不愿意会见生人，什么事都放在心里，藏在心底，心中盛不下，就求助于纸笔。我难得参加当时的文艺活动，也极少在公开的场合露面。早在三十年代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作家的名字不能离开自己的作品。今天我还坚持这个主张。作家永远不能离开读者，永远不能离开人民。作为读者，我不会忘记子恺先生。
我现在完全说不出什么时候第一次看见丰先生（我后来就习惯这样地称呼子恺先生），也讲不清楚当初见面的情景，可是我还记得在南京念书的时候，是在一九二四年吧，我就喜欢他那些漫画。看他描写的古诗词的意境，看他描绘的儿童的心灵和幻梦，对我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以后一直是这样。一九二八年底从法国回来我和索非住在一起，他在开明书店工作，我的第一部校旱《灭亡》要在开明书店出版。索非常常谈起丰先生，也不止一次地称赞他“善良、纯朴”。他又是一种辛勤的劳动者，我看到他的一本接一本的译著和画集。他介绍了西方艺术的基本知识，他讲述西方音乐家的故事，他解释西方绘画发展的历史；他鼓吹爱护生物，他探索儿童的精神世界。……我没有见过他，但我的脑子里有一个“丰先生”的形象：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我并不完全赞成他的主张，但是我敬重他的为人。我不仅喜欢他的漫画，我也爱他的字，一九三○年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自传》脱稿，曾托索非转请丰先生为这书写了封面题字，我不用多说我得到他的手迹时的喜悦。这部印数很少的初版本《我底自传》就是惟一的把我和那位善良、纯朴的艺术家连在一起的珍贵的纪念品了。
我在记忆里搜索，可以说是一无所得，我已经没有条件深思冥想了。
在抗战前我从索非那里经常知道丰先生的工作情况和生活细节。后来我读到他自己的文章亲切地描述他在家乡安静的写作生活，然后是战火爆发、侵略军逼近家乡，他同家人仓皇逃难。从此他从浙江，去江西、湖南、广西，再去四川。这期间我也到过不少的地方。我说不出什么原因，我同他不曾有过任何的联系，可是他的脚迹始终未从我的眼前消失。他在各地发表的散文，能找到的我全读了。阅读时我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感到亲切的喜悦。他写得十分朴素、非常真诚，他的悲欢、他的幸和不幸紧紧地抓住我的心。抗战期间我在重庆开明书店遇见过他，谈过几句话，事后才想起这是丰先生。另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到他在沙坪坝的新居去看望他。记不起我们谈了些什么，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保留着很好的印象，他仍然是那样一个人：善良纯朴的心，简单朴素的生活，他始终愉快地、勤奋地从事他的工作。一九四二年七月我还在成都祠堂街开明书店买了一幅他的亲笔漫画，送给我一个堂兄弟，为了激发他（堂兄弟）的高尚的情操。
上海解放后，我几次见到丰先生和一吟同志，听说他要翻译日本著名的《源氏物语》，他开始自学俄文，并表示要学好俄文才去北京。我相信他有毅力做好这两件事。果然他在一九五九年去北京出席了全国政协的会议，他从俄语翻译的文学作品也陆续出版。（在“四人帮”下台之前，我就听一位老友讲他正在阅读丰先生翻译的《源氏物语》全部手稿。）他一直不知疲倦地在工作。我们有时一起参加学习，他发言不多。今天我还隐约记得的只是他在一九六二年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简短的讲话，他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他反对用大剪刀剪冬青树强求一律的办法，他要求让小花、无名的花也好好开放。三个月后他又发表了散文《阿咪》。这位被称为“辛勤的播种者”的老艺术家不过温和地讲了几句心里话，他只是谈谈生活的乐趣，讲讲工作的方法。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反”什么，要向什么“进攻”。但是不多久台风刮了起来，他的讲话，他的漫画（《阿咪》的插图——“猫伯伯坐在贵客的后颈上”）一下子就变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也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我第一个发言，大谈《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我带头“发扬民主”，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当时也有点担心，但料不到风向变得这样快。一方面我暗中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