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学认为，政治权威结构有四个层次：法的权威、机构的权威、职位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这四个方面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有所不同。在现代代议制民主的政体中，首先是法的权威，法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再次是职位的和人格的权威。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所不同。当一个领导者的人格魅力非常强的时候，人格的权威会高于职位的权威。在这里政治领袖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国民党政权建立在非民主政治基础上，而且蒋介石实行的是独裁统治，很显然他的权威性来自个人的权威。蒋介石的人格形象并不怎么好，又缺乏政治艺术和政治幽默，先天地缺失人格魅力。而他又是最看重个人权威的，最具虚荣且心地狭窄。他不择手段地用权术和狡诈，制造人格的威权，想方设法地维护自己的威权。
事例：
例一：心胸狭窄，有仇必报。
领袖人格首先体现在胸襟开阔，豁达大度上，古人有“宰相肚里能撑船”之说，而最高领导人更不用说了。蒋介石却是小肚鸡肠，缺乏领袖应有的风范。他绝对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不忠、不恭，更不能容忍做有损于他的声望及其威权的事情。同一件事，对其态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后果。
西安事变期间，刘湘和韩复榘是华东和西南的两大地方实力派，他们又在军阀中小有影响，其态度如何会影响一大群人。韩复榘在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通电全国后，发表了“马”电，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号召集全国有声望人士，共同处理，话说得显然委婉动听，但字里行间隐藏着审蒋、诛蒋的潜台词。在张学良放蒋回钟山后，韩发现自己的宝押错了，担心老虎下山咬人，急忙采取补救措施，但为时晚矣，蒋介石已经怀恨在心。抗战初期，韩复榘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基本上是不战而败，蒋介石借开会之机，将韩复榘扣押起来，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极刑。韩复榘临阵脱逃，国法军法难容。可是，当时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保全性命的何止韩复榘一人。蒋介石的黄埔得意门生刘峙见日军大军压境，不战自溃，数日溃逃千里，被讥讽为“飞腿将军”，如此劣迹，非但不处理，照样受到重用。
刘湘大体也差不多，不同的是他处于被动，当时“中央军”大兵压境，严重地威胁到四川王的生存。他想趁西安事变，引起政局的变化，使自己摆脱险情，因此，通电表态支持张、杨。抗战初期，刘为了保存川军实力，搞了小动作，被蒋介石的特务发现，蒋对刘湘予以处置，尽管刘重病住院，也不放过。
例二：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蒋介石在政治上很虚伪，他的权欲极大，揽权成瘾。然而，在大庭广众，却总要装出对“大权”不屑一顾的样子，有时甚至还要用书面形式表达。１９４６年年底，他操纵国民党一党垄断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以进一步使自己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可是他在发表“宪章”演说时却说：“我个人本来没有政治欲望和兴趣，而且我今年已经六十岁，就更不像过去二十年一样能担负繁重的任务，所以必须将国家责任交托于全国的同胞”，信誓旦旦地要“还政于民”。可是，他的一席话却完全掩盖撕毁政协协议，排斥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民大会”之外的事实。而且在“还政于民”后面，又补充说道，目前多数人民还没有行使政权的能力和习惯。这样，有能力有良好的愿望参政的政党及其精英被挡在门外，被他认为“没有能力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却只给予口惠，说是要“还政”于他们，但又担心人民用权不保险，绕了一个大圈，才回到他的主题，那就是“假如我自己行使五权宪法，我一定能以国父之心为心”，云云，“包袱”抖出来了：还是我来独裁吧！
１９４８年春天，总统选举在即，蒋介石却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临时全体会议上表示，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而提议由一个“卓越之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蒋介石的这个表示，使得一批中央委员犹如坠入云雾之中，互相争论不休，许多人坚持总统非蒋某莫属，他的亲信们越是起哄要他出任，他越是执意推辞。
不过，蒋介石并非真的不想当总统，可以说他为此朝思暮想。没多久有人放风出来，“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之首”，蒋“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在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上，张群说出了上述传言的奥秘，还说“如果常委会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理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于是，国民大会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规定“总统在动员战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３９条或第４３条所规定之限制”。这就使得总统获得了无限制的权力。
总统竞选安排了一个没有竞争力的“对手”居正。通过上述条款的第二天总统选举，蒋介石获得２４３０张票，而陪选的居正只获得２６９张。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