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提出，要唤醒党魂。他自诩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要把国民党建设成真正的三民主义的党。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宣言》提出“从组织与理论上建设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的党建目标。不过他所说的三民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与他的新三民主义风马牛不相及。阉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党魂荡然无存。
事例：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与进俱增的革命理论。１９０５年，在创建同盟会期间，他第一次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概括为三民主义，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经历了争民族独立、争民权解放、争民生幸福的三个阶段，“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此后，他和他的战友们对三民主义进行阐发、宣传，并指导革命实践。在这一革命思想指导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辛亥革命后，他的思想曾出现过迷茫，他认为前面两个“主义”的目标已经实现，因此，提出“一民主义”，宋教仁血案发生后，他再度打起民权主义的旗帜，主张“二民主义”。到了１９１９年，再次重申“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规约》总纲规定：“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此后，他潜心研究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研究与进一步阐发三民主义，增加一些新内容，即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内容。
以酝酿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为起点，在他逝世前的两年里，把三民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合乎时代潮流的新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孙中山在大会讲话时特别强调：“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久不会成功！”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回答与明确了国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革命目标和团结和依靠的力量，是新三民主义的灵魂。
蒋介石口口声声讲的三民主义，是阉割了“灵魂”的三民主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完全抛弃了“三大政策”，他对共产党使屠刀，而正是这个党诚心诚意地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一个正在“堕落中死亡”的政党焕发了青春；共同掀起大革命高潮，推动与支持北伐战争；把屠刀对准工农革命群众。他不仅放弃了反帝的纲领，而且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维护其在华利益，为了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与援助，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他不但不反封建主义，反而与封建势力相勾结，残酷压迫与剥削贫苦农民，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精神荡然无存。他打着“训政”的旗号，愚弄民智、强奸民意、压制民主、剥夺民权、不顾民生，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主精神荡然无存。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被阉割、被抛弃，他所要坚持的，是三民主义中，主要是旧三民主义中的消极的因素。孙中山的理论如同任何一种革命理论一样，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孙中山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增加新鲜内容，摒弃错误的、不合时宜的内容，同时，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在旧三民主义中存在某些消极的内容。比如，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他的思想中出现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思想倾向；强调党内集权，要求党员绝对服从领袖；在国共合作过程中，他一方面强调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另一方面，却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包含在他的民生主义中，他要“毕其功于一律”，如他的世界观上的二元论。
蒋介石把这些消极的东西，加以坚持与放大，正如当年张闻天批评蒋介石的假三民主义时所说的，假三民主义的反动性“在于削弱与掩盖三民主义中基本的革命精神，保存与发展了三民主义中所包含的一些消极的与保守的因素，而使之成为不彻底的、富于妥协性的或片面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蒋介石还在三民主义中塞进了没落、腐朽、反动的思想内容。
首先，移植封建伦理思想，使三民主义儒学化。使三民主义儒学化，戴季陶是开创者，他大力宣扬“仁爱是人类的天性”等观点，用以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国共合作。蒋介石强化了戴季陶儒家化的三民主义。
一是用“致良知”解读“知难行易”。“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在早期革命活动时提出的，当时强调“行易”，是为了鼓舞人们革命的信心。儒家思想强调人自身的修养，提倡从人性本源出发，从自我做起。１９３２年，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作了《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的报告，认为，要阐明“知难行易”的道理，必须借助于王阳明的“致良知”，他认为，孙中山不仅承袭了孔孟，与王阳明有师承关系。
其实，孙中山所说的“知难行易”，虽然借助了中国古代的知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