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所表达的思想却是全新的，在认识对象上，孙中山强调应以整个宇宙为对象，人们的正确的认识是建立在科学和哲学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的。这与王阳明以心为对象是完全不同。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指“良心”，而孙中山所讲的“良知”是主义和方略。他之所以要用王阳明的“致良知”来解读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是要转换命题，是要强调，“知识”的“知”难通，不必强求，你们“行”就可以了，“主义和方略”那是我们的事情，要党员、民众老老实实地听从他的一套，这无疑是要党员盲从，要民众顺从，是一种愚民的理论。
二是尊孔复古，倡导封建纲常伦理。蒋介石在他的“伦理建设”设想中认为：“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负政治责任者的生活行动态度，皆要合乎礼，就是合乎宜”，“政治应该由各个人对家庭，社会和国家完满负责做起。”他把“四维”（即礼、义、廉、耻）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看作是“做人、教人、革命与复兴民族”的起点。他要求人们“重礼、尚义、明廉、知耻”，他解释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青青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１９４３年，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在书中竭力美化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思想。他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甚至一再声称，中国古代就已存在民主思想，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就是来自孔孟的“民本”思想。
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与孔孟的“民本”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其关节点在是对民的政治地位的认定上，孙中山的民主思想是主张“人人平等”，主权在民，权由民予。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而孔孟的“民本”思想，则“君临天下”，权由君一人独揽，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可言，所谓“以民为本”中的“民”，也只不过是人治社会的一种“子民”思想，蒋介石用“民本”思想，诠释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实质上，要用“偷天换日”之术，用儒家思想顶替三民主义中的民主精神。儒家化了三民主义，民主精神荡然无存。
其次，引进法西斯主义，为暴政张目。１９３１年５月，在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蒋介石公开提倡法西斯主义。他在致开幕词时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说为依据，以工团组织为应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先后。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义，即为神圣纵横发展，遑恤其他。”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上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蒂三种政治理论。共产主义理论“不适合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自由主义的理论“高唱自由”，“各据议席”，使“群疑满腹，众难塞胸”；唯有法西斯的政治理论，能保证“最有效能的统治权”。他及其御用文人对这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形成有明显蒋记色彩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其主要特征是：
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政治以人为本，政治应该由个人对家族、社会和国家完满负责做起。蓄意抹杀阶级社会的阶级存在的事实，以图掩盖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本质。解释国家职能时，抄袭德意法西斯理论中有关国家的论点，把国家这个阶级压迫的工具说成是一个生命体，目的在于掩盖国民党政权对人民、对共产党施行的暴政，要广大民众心悦诚服地做这个生命体中的一个细胞，任其压迫、奴役与宰割。
在组织上，排斥一切进步的、革命的党派，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资源垄断的理论。他认为中国要在世界上谋生存，没有第二个合适的理论，唯有他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统一中国，必须确定“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他不允许其他党派存在，他说：“以党治国，就是国民党治国”，“在革命没有成功，三民主义没有实现以前，不能允许有第二个党来攻击国民党，使得国民党失败。”
在权力配置与运作上，强调高度集权，宣传独裁合理，强化特务政治，施行高压政治，压制民主和任何越轨的政治行为。他认为，唯有法西斯蒂能保证“最有效能的统治权”。特务组织复兴社的纲领公然宣称在中国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说法西斯蒂是中国唯一的救世主。在陈立夫亲自主编法西斯头子传记中，公开说中国政治舞台上早已出现了一个墨索里尼那样的人物了，这个人物就是蒋介石。
为了向希特勒、墨索里尼取得“真经”，使法西斯主义在中国落户，他还派特务头子郑介民组团到这些国家考察，学习其法西斯统治的方法，并聘请德国高级顾问，直接来华传授他们的理论。与此同时，大张旗鼓地宣传，为法西斯主义鸣锣开道。一时间，法西斯头子的传记、语录、《蒋委员长讲话集》、《法西斯与三民主义》等，泛滥成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