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随时逮捕。这一时期，国民党军警、特务在各样四周日夜巡逻，广大师生人人自危。
例四：因伸张民权、民生，杨、史二杰惨遭暗杀。
杨杏佛早年跟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后来留学美国。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领导机关———大学院副院长，并兼任全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由于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杀害革命者和其他群众不满，与宋庆龄一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他主张：“掁起民族精神，求民权、民生之解决，以与外国奋斗。”这是正义和进步之举，实属蒋介石“训政”内容，然而，他们连这样为民众争取最起码的民主权利的正义行动都不容许。
他们害怕揭穿了“训政”的骗人把戏，蒋介石指使人首先把杨杏佛列入暗杀的黑名单。１９３３年６月，杨杏佛携其子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遭国民党特务枪击，身中数弹，被送往医院，因伤势太重，抢救无效，一位文坛豪杰，就因为民众伸张民权、民生，死于蒋介石的阴谋暗算的暴行下。
史量才，《申报》社长兼总经理，他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和坚持内战的政策不满，他认为，“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
１９３２年６月至７月，《申报》连续发表了陶行知撰写的《剿匪与造匪》等三篇时评，指出：“今日所谓匪者，与其谓由共产党政治主张之煸惑，毋宁谓由于政治之压迫与生计之驱使。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产党之煸惑，紊乱终不可免。”时评还指出，国民党最高当局，如果不顾民族危亡，不以枪口对外，却用枪口对准人民，其结果是严重的。这些话语虽然尖刻，但句句属实，从字里行间看，其出发点，还是为国民党最高当局献良策。
史量才和《申报》的言论冒犯了蒋介石。１９３４的夏秋之交，蒋介石命令特务头子戴笠安排人暗杀史量才。１０月，史量才驱车由上海到杭州休养一段时间，驱车返回上海的途中，突遭早已埋伏的特务的开枪袭击。他弃车逃入一农家，特务紧追不舍，开枪将史量才打死。
例五：一篇《闲话皇帝》，引起所谓“国际”官司。
杜重远，上海《新生周刊》主编，１９３５年５月，《新生周刊》发表了《闲话皇帝》一文，泛论中外君主制度，文中也提到日本天皇，日本政府以“侮辱天皇，伤害邦交”为借口，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对当事人严加查办的要求。
蒋介石此时惊慌失措，向内追究。同时，他们对杜重远的行动早有不满。蒋介石为了平息日本方面的情绪，决定对杜重远予以惩治。命令上海市政府将《新生周刊》社查封，接着进行法律起诉，通知杜重远亲自出庭受审。此时，杜重远在江西。他们为了让杜重远能到庭，对他说，这样只是走一下过场，以便搪塞日本方面。杜重远考虑到如不同国民党妥协，势必赞成外交上的大案件，有可能使蒋介石向日本屈服，不利于国家和民族，他没有想到这是他们设的圈套，便回到上海，出庭听候判决。结果，国民党法庭不顾杜重远的申辩，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不准缓刑或罚金，不准允上诉。
对此判决，杜重远很是生气，他在法庭上愤恨地说：“我不相信这是中国的法律。”
评析：
蒋介石在“训政”的纲领和法律中，都明确地规定了有关“言论、结社、出版自由”的内容，然而，却以各种借口，搞新的“文字狱”，以编织各种罪名，把敢于批评时弊，为民众伸张民权、民生，呼吁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人予以治罪，或者暗杀。这是对他们的“训政”的诠释和讽刺，他们的种种暴行，表明其所谓给民众“言论自由”的承诺，纯属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