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心的青少年的革命年代。蒋经国也被卷入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一个急进分子，被下逐客令。因此而在上海待不住了，转到北平就读，后来也因同样的原因，来到广州，听到在苏联举办的“孙逸仙大学”在招生，于是，他要报考“孙大”，到苏联留学。此时的蒋经国，他要求到苏联留学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为了“革命”。就他自己而言，他是一个革命急进分子；就他父亲而言，被人称为“红色将军”，高喊着“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他有这样的要求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此时的蒋经国赴俄的目的不能用后来的蒋经国成事后的结果来套，他的确是为了追寻理想，坚持信仰，献身中国革命，去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
蒋介石让他去“孙逸仙大学”，其初衷就不那么简单了。他有一种矛盾的心态，自他考察俄国起，对俄国革命并无好感，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在内心是反对的。从这一点说，蒋介石不赞成蒋经国去苏联留学，也是很自然的，他还有现实的因素促使他同意蒋经国到莫斯科“孙大”读书。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因：
一是蒋经国已是一个革命急进分子，因参加上海“反抗五卅惨案”大游行，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没有办法，只好把蒋经国拜托给在北平的好友吴雅晖，在吴雅晖办的北京外语补习学校短暂停留。可蒋经国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下狱两周。北平也呆不下去了。与其在国内，倒不如到俄国去更好些。
二是蒋介石也有自己的打算。用江南先生的话说：“蒋介石是道地的机会主义者，又是玩弄权术的斫轮老手”。很难排除蒋介石另有所图。那时，“以俄为师”是时髦的话语，到俄国去取经是时髦的行动。况且，他蒋某人在高喊着“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他难道不能用支持儿子去俄留学的行动来表白自己？他要让蒋经国去苏联留学镀金，积累政治资本，同时也使自己获得苏联顾问的信任，获取政治资本。送蒋经国留学俄国，是蒋介石下的一个政治赌注。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蒋经国和同行的共２２人，在广州搭苏联轮船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家乡与母亲毛氏告别，然后，在上海乘苏联货轮，经过数天，抵达苏联海参崴，再改乘火车，驶往莫斯科，这是一个漫长的旅行，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旅行：“车外漫天飞雪，人人冻得哆嗦不已，车内竟无取暖设备。因缺原煤，车头引擎的动力，依靠标杆，行驶缓慢，更逢站必停。车上没有餐车，没有饮水……”然而，对于怀着一样热情的蒋经国等人来说，这都算不了什么，到莫斯科“孙大”那才是最重要的。
经过漫长的旅行，他们一群人终于到了朝思暮想的“圣地”，此时的心情难以言表。到了“孙大”，校方送给了他一个俄文名字“尼古拉”，此后，“尼古拉同志”代替了蒋经国。他和其他２１人分在一个“教授班”，与他同学的不仅有国民党要员的儿子，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革命家的邓小平、廖承志、林袓涵（林伯渠）、乌兰夫。蒙古族的乌兰夫还与蒋经国坐同一张桌子。在这里也是“国共合作”的场景。从此，蒋经国在红色的苏联呆了１３年。对于他来说，这１３年是他确立自己的信仰的年代，也是他蒙受羞耻、经受磨难的年代。不管怎样，这１３年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阅历。蒋介石让其子旅俄留学，是对是错，这只有他自己评判。
评析：
如果说，蒋介石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父亲，有些不太尽人情的话，对儿子没有给予一般权贵、富户那样的亲情关怀，那么，作为政治人的父亲，他是对蒋经国投入了自己的感情的，他严格督促儿子读书，为将来“天降大任于子”作准备，这是一种“望子成龙”的又一个境界。第一，教育从儿时抓起，严督其学，蒋经国年１０岁时，其父就要他读《说文解字》，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二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其教子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第二，把伦理教育寓于接受知识的过程中，使学知与做人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给年幼的儿子开的书单子中，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曾文正公家书》。他期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成为“治国”之才，而“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在家，对亲需要孝顺”。他效法曾国藩对自己的子弟的训诫，要求自己的儿子，在承袭传统道德上成为模范。
第三，既重视传统，又能赶新潮。在督促蒋经国学习传统文化时，还在学习西方新学方面能够提出要求，比如要求儿子认真学习英文，甚至说到这样的程度，“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应允儿子的志向，支持蒋经国赴俄留学，既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也是一种时髦之举。
第四，要求具体，持之以恒。他给儿子写信频繁，每封信必问学业如何，并提出具体内容和量化的要求，即使他对英语一窍不通，却给儿子额外地规定学习任务，传导如何学习外语，云云。
然而，种豆不一定得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