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与冲突所反映的是美国战略利益与蒋介石集团的当前和战后战略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是蒋史矛盾与冲突问题的实质。
当然，蒋史矛盾也有他们的个人因素，主要是性格方面的因素。两个人有诸多的不同，但这两个人在性格上却在惊人的相同之处。都以性格刚烈而著名。蒋介石的专断、暴躁是他的近臣、亲信谈之色变的。而史迪威在美国人中也是以倔强出名，他以醋性子乔（尖酸的家伙之意）这一诨名著称。两个刚性男人而且都有很强的权欲的军人碰到一起，那不是火花四溅才怪哩！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的，罗斯福要一个美国人来控制与指挥中国的军队，这是有损于中国主权之举。向一个主权国家索要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这在通常的国际关系中难以想像的事情。我们作上述分析，绝不是对罗斯福这种殖民主义者的行为辩护。问题在于，蒋介石所争的并不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他所争的是他自己的权力，是保存国民党军队的实力以对付共产党。
蒋介石投石问路，罗斯福走马换将。蒋介石很想把这个令他头痛的美国人挤走。但又不能做得太露骨，太离谱，如果把罗斯福得罪了，那后果就严重了。于是，作了一些试探性的招示。在威尔基访华时，蒋介石就想通过威尔基，向罗斯福施加影响。他如此隆重地欢迎威尔基，就是要给他一个让罗斯福放心的好印象，以便把史迪威换掉。蒋介石还向刚刚到达重庆的美空军补给司令萨摩维尔将军透露，他决心要求美方解除史迪威的职务。
蒋介石在美国也加强了对史迪威的攻势。当罗斯福要求蒋把权交给史迪威时，他讲了许多理由矛盾搪塞，另一方面，转守为攻，向罗斯福提出委托一位总统代表在他与史迪威之间协调，实际上是要通过这个代表去左右史迪威。他指使在美国的孔祥熙向罗斯福转达他的意思，中国军队离不开他的指挥。要求罗斯福“从长考虑”，派一个“有政治头脑与经验”的适当代表来华。这一试探灵了，罗斯福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派赫尔利作为总统特使来华，扮演这一重要角色。
蒋介石投一小石，所溅起的浪花虽然不大，却使得他在与史的争斗中，逐步由不利转向比较地有利的境地。
赫尔利是一个政客，在交际中，好出风头，权力欲强，而且具有明显的反共倾向。他也对国民党的不良表现不满，但他比较注意克制，因此蒋介石对赫尔利是欢迎的。
赫尔利于１９４４年９月来华。在他临行前，罗斯福嘱咐说，我的总目标是防止中国崩溃，并使中国继续作战，为此他决定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你的具体任务是“促进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和谐关系，以便于后者指挥归其指挥的中国军队。”蒋介石对来华的赫尔利态度热情，他邀请赫尔利到他的别墅去共度周末，赫氏到重庆只有十来天，就与蒋介石相处十分融洽。因为，赫氏来向蒋介石传递的信息与史迪威大不一样，他向蒋表示是“维护国民政府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而且赫尔利是一个有心计的政客，他在讲到“领袖”二字时，提高了声音，并把右手举起，表示对蒋的尊敬。蒋介石向赫尔利表示，坚决要求换掉史迪威。赫尔利致电罗斯福要求换掉史迪威。并用若支持史迪威会导致的严重后果，提醒罗斯福，他说，如支持史迪威，势必失去蒋介石，中国的抗日力量亦将随之消失，“美国人民将不会赞同总统这样处理问题”。
罗斯福权衡利弊，尽管他十分不愿意，但也不得不把史迪威换掉，１９４４年１０月，将史迪威调离回国。换来的是魏德迈将军，这是一个对蒋介石比较尊重、且有强烈的反共倾向的人。蒋介石投石问路，如愿以偿。
评析：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的形成与恶化，固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个人的性格的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的矛盾与冲突的结果。史迪威揭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短，批评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固然有正义感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从美国国家利益考虑，从中国的抗战配合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本的军事斗争着想的。而蒋介石则在于维护自己的独裁地位，维护其政治集团的利益。史迪威秉承罗斯的旨意，极力想控制和指挥中国军队有损于中国主权，向一个主权国家索要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这在通常的国际关系中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在史蒋矛盾中，蒋介石用投石问路的小术，挤走了史迪威，似乎是“小术”很灵。其实不然。罗斯福之所以要将史迪威换掉，是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战后的格局考虑；同时也考虑到，赫尔利以“美国的民意”警告他的话语的分量，因为新一轮的大选的擂鼓已经敲响。他虽然讨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从内心的同意与支持史迪威，因为史迪威忠诚地执行了总统交给他的使命。但他不能因小失大，所以，在史迪威与蒋介石的选择中，他还是抛弃了史迪威，而拉了蒋介石一把。这样的处理，不仅对国民党、蒋介石来说，是得福潜祸，而且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因祸得祸。这是后话，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