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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成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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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术篇 48、双管齐下,置抗日同盟军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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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这个呼吁立即得到全国各方的响应。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执言,解此纠纷”,并劝进攻同盟军的国民党军队将领,“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为,为乱命的操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的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天津《民风报》在社评中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

    在各方面的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汪精卫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蒋汪发出俭电,继续对冯玉祥进行造谣诬蔑,并提出最后通牒四项条件,逼迫冯接受。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世电,答复蒋汪的俭电,陈述兴师以来抗日经过,驳斥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指出:“虽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同日,他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

    其次,进行分化瓦解。蒋介石派遣蓝衣社特务,利用同盟军内部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同盟军的将领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先后被暗杀,造成同盟军内部思想混乱和动摇。加上盟友从极“左”的立场,对冯进行指责,使冯玉祥感到苦恼和疑虑。外援也被切断,原来与两广方面约定的接济同盟军的10万元的计划落空,同盟军内部出现严重分歧。8月,冯玉祥两次召开同盟军负责人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他最后不顾不同意见,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开察哈尔出走。他在会上表示,如引起内战,将使日军坐收渔利,希望宋哲元回察,同盟军名义虽不在,但可借宋的掩护,保存一部分力量。

    经过顾孟余、黄郛来往于北平、南京、江西交涉,在宋哲元与冯玉祥之间斡旋,8月3日何应钦秉承蒋的旨意,发表解决察事谈话,同意宋哲元返回察哈尔。5日,冯玉祥发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他在日记中写了此举的用意,写道:这次离察“一为体谅明轩之苦衷,一为将来重整旗鼓,再作抗日讨贼之计”。冯玉祥抱恨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隐居。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高压和重金收买下,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收编或瓦解,只有方振武、吉鸿昌等人掌握的共1.5万人未受大的波动,他们继续高举同盟军抗日的旗帜。

    方掁武、吉鸿昌等人继续坚持抗日的行动,使得蒋介石十分恼火,组织大军进攻。方、吉等人打起“讨贼军”的旗帜,抵抗蒋军的进攻。但在蒋、日、伪军队的四面包围和夹击下,虽然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部队伤亡惨重,最后仅剩四五百人,且弹尽粮绝。在此情况下,方掁武、吉鸿昌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建议,于10月16日下午离开部队。方掁武被迫流亡香港。而吉鸿昌最后被国民党所杀害。名震一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军的夹击下,最后失败。抗日英雄吉鸿昌,不是死在日本人的枪弹下,而是被自己的中央政府军所杀害。

    评析:

    冯玉祥将军,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高举抗日的旗帜,组织抗日武装,同侵略者进行血战,得到全国各界的支持与声援。而蒋介石反其道而行之,加以镇压,其所作所为与卖国贼没有多大区别。当时天津《民风报》在社评所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如此的舆论抨击蒋介石镇压武装抗日的行动,并不过分。

    蒋介石双管齐下,武力镇压,分化瓦解,搞垮了抗日同盟军,又一次地战胜了他的政坛宿敌冯玉祥。他的目的达到了。然而,此时的冯玉祥与蒋介石的抗争,同过去与蒋某人抗衡有着根本不同的意义,他组织抗日同盟军是爱国、救国的正义之举,得民心,顺民意,名垂青史。蒋介石在对日本侵略的妥协退让中,摧残抗日力量,日本人为之喝彩,国人嗤之以鼻。他在争取民心上却大大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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