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后算账”，本意说的是，到了秋天收获了以后再结账。后来转义到讲处理人际关系上，比喻缺乏大度气量，在处于不利的局面下，即使遭反对或者吃亏暂时忍耐，到了事后再寻机对反对自己的一方进行清算处理。蒋介石心胸狭窄，极易记仇，若有人有负于他，或者他怀疑有负于他，事后必寻机报复，进行秋后算账。
事例：
“西安事变”后，他在对待张学良的问题上，就是典型一例。
１９３６年，日本的侵略更加疯狂，中国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全国。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之际，仍然全力贯彻其“安内”政策，着手调集大军，“围剿”陕北中央红军。１０月，蒋介石亲临西安坐镇，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计划。
国破家亡，身负骂名的张少帅，对于蒋介石打内战，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行为气愤至极。他趁在洛阳向蒋祝寿之机，请求他释放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听后大怒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１１月２７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请缨援助绥远的抗日军队。力陈“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希望“调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他的情深深意切切的请求，同样遭到拒绝。
为了争取最后一线希望，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商定对策，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１２月７日，张学良再次向蒋哭谏。蒋介石非但听不进张的忠言，反而责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３小时。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张学良的“善说”一再遭蒋的训斥。当晚，张、杨决心置生死毁誉于度外，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步。于是乎，１２月１２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临晨５时，按照张、杨的事先商定的部署，东北军一部包围了蒋介石在监潼华清池的行宫，迅速解除了进行抵抗的蒋的卫队的武装，在华清池的骊山上的一个草丛石缝里，找到了穿着睡衣企图躲藏待机逃跑的蒋介石，将其捉拿，但仍以委员长尊称。与此同时，在西安城内，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一部解除了中央宪兵第２团、省公安局、警察大队等军警机构的武装，囚禁了蒋的随从军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１０余人。
１２月１３日，张、杨及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指出捉蒋的动机在于东北沦亡，国难当头，理应“全国之整个抗战”，但蒋“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全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包括“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在内的８条政治主张。
张、杨从事变的兴奋中稍稍冷静后，感到此事很棘手，捉住蒋介石如同逮住一支刺猬，拿起扎手，放在地上又怕跑掉，不太好处置。于是，他们寄希望于已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张学良于当日晨６时急电中共中央说：“吾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和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在此前，中共中央已收到在西安张学良处私人代表刘鼎的来电。
中共中央在事变前并不知道张、杨有此义举，得悉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对策。随后，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西安，与张、杨面商西安事变处置事宜。几天后，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蒋介石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绝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接着提出了五条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对于如何处置西安事变，在南京方面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却苦于无军权。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恃手中军力，乘机导演“戏中戏”。下令调集部队“讨伐张学良”，并电请在欧洲养病的汪精卫回国，以便替代蒋介石。但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反对“马上讨伐”。宋美龄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说：“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主张迅速与西安方面联系，以确保蒋之安全。
１２月１７日，周恩来率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冒着风雪骑马由保安赴肤施（今延安），在肤施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西安。周恩来在西安，与张学良会晤。张学良对周恩来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周恩来对张的看法表示同意。分析了对蒋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他说，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