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用各种各样的权术对付政敌，打压抗日力量和进步势力。文武两手结合，恩威并施是他经常使用的伎俩。
事例：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全国兴起反对日本侵略的热潮。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国民党内一些政治派别、政治集团纷纷要求最高当局，组织全国军民抗日。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持反共战争，对日本军的侵略继续实行不抵抗，并且压制一切抗日的行动。成为抗日的最大阻力。于是人们把抗日与反蒋联系起来，在国民党营垒内，逐步形成一股抗日反蒋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和１９３６年６月爆发了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
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举起抗日的旗帜，是正义之举，蒋介石不但不支持反而进行打压。根据不同的背景和现实的条件，分别采取不同的手法，压制国民党内兴起的抗日反蒋势力。
首先，用武力镇压福建事变。福建事变的主力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抵抗日本军的侵略，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威震全国。蒋介石不但不奖赏他们，反而下令将这支部队的３个师分别调离上海，准备进行肢解，遭到多方反对后，改为将往福建“围剿”红军。
１９３３年１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入侵华北。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求抗日并且与桂系联合组建“援热联军”，北上抗日，蒋介石电令他们回师。时任福建剩虹靖公署主任的蒋光鼐与蔡廷锴联名通电反对。十九路军在蒋介石催逼下，向驻在闽西的红军进攻，受到严重损失。随后，他们与红军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从海外回国的陈铭枢积极奔走于港、粤、闽联络各方，组织抗日反蒋的联合力量。在他的联络下，李济深、黄琪翔、陈友仁、徐谦等人陆续由香港到达福建。１１月，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宣告以“救护国家、保障人权”为大会宗旨。号召全国的革命大众立刻起来，打倒蒋介石御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人民的彻底民主政权。大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定了政府委员人选，决定废除中华民国年号，设首都于福州。次日，由部分宣布退出国民党的成员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成员组建“生产人民党”，陈铭枢为书记，随后，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李济深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福建事变在全国及海外华侨中引起巨大反响。福建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等人的党籍，并交政府严行拿办。
１２月，蒋介石调遣嫡系部队１５万人，亲自坐镇指挥，对福建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将士们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福州、泉州、漳州等地相继失守，内部一些将领哗变。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人相继离开福建，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终于失败。
蒋介石能够顺利地解决福建事变，主要是由于双方军事力量太过悬殊，也由于蒋介石认识到事变对自己独裁统治的威胁，采取各种毒辣、严厉的手段，在政治上进行反击、军事上大举进攻，再加以从内部进行分化；从福建人民政府自身方面讲，他们主张停止内战，积极抗战，联共反蒋，这些行动反映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强烈的抗日愿望，这是爱国正义的行动，但他们自身也存在着弱点，未能及时提出正确的战略策略，并且公开放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取消孙中山遗像，使自己陷于孤立，也给了蒋介石讨伐的口实。蒋介石抓住了他们的弱点，结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平息了这场事变。
其次，打拉结合，搞垮两广反蒋联盟。１９３６年５月，胡汉民突然病故，广东广西实力派一时间失去了重心。蒋介石决定利用机会，采取措施，取消两广的半独立状态。他委派居正、孙科、王庞惠等要员前往广州吊唁胡汉民，趁此机会，向陈济棠提出改组广东省政府等项要求。实际上逼迫陈济棠把广东军政大权交出来。
陈济棠再次被逼上反蒋的道路，与桂系一起反蒋。经过与李宗仁、白崇禧反复商量，陈济棠通电全国，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激励全国反日情绪。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６月举行联席会议，再次通电全国。他们把两广所属的军队改称为“中华民国革命抗日救国军”，出兵湘南，要求北上抗日。
蒋介石用两手，即安抚和武力高压两手，应对两广事变。６月，他致电陈济棠指出：“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之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丧失于国际之间”。提出两广可派代表到南京相商，力图先行安抚，防止事态扩大。同时提前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讨论内外政策，要两广“踊跃参加，共决大计”，以缓和反蒋情绪。另一方面他在暗中紧急调集军队，抢先控制战略要地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