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河拆桥出自于《元史*彻里贴木儿传》，《传》中说，有个叫许有壬的，是由科举进入官场而逐渐升到参政的。后来他却竭力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有人讥讽他说：“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后来人们以“过河拆桥”来比喻利用他人达到目的后，把帮助的人一脚踢开。蒋介石与胡汉民的政治利益关系的变化，可以借用这一成语表述。
事例：
胡汉民是国民党内的元老级人物，在早期革命时期，是颇有影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深得孙中山的信任，曾三次把职权交给他代理。孙中山还曾说过，以胡汉民的才干，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就这样一位国民党的重量级的人物与蒋介石这个后来者之间，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蒋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胡汉民等一批元老引上政坛的，在处理廖仲恺被害案中，蒋介石通过倒胡，踩在胡的身上攫取国民党的军权、党权和政权。在蒋介石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后，又多次联胡又撵胡，直到胡从政坛上消失。
蒋介石对胡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三部曲。
首先，暂时无用，拒之门外。胡汉民因受廖仲恺案的嫌疑，被蒋介石联合汪精卫把他赶走，以考察的名义到苏联避风。１９２６年春，国内的政治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伐战争在即。胡汉民以为东山再起的机会到了，于同年３月，从莫斯科启程经海参崴回国。在途中得知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后，更是感到机遇已经到来，深信此时的蒋介石一定会需要他。其实，这只是他的单相思。
蒋介石对胡汉民的回国并不欢迎。他先是通过苏联人阻止胡汉民回国。４月，促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要胡汉民“暂缓回国”。越是这样胡越是要回。经过一番周折，搭乘开放广州的轮船，离开海参崴。
阻止胡汉民回国未果，他便使出另一招来。发表了一封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信，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去了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要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吾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他公开这封信的意图十分清楚，那就是借孙中山的信贬损胡、汪，抬高自己，实行俄式革命，汪精卫、胡汉民都靠不住，只有他蒋是孙中山信得过的人，才能担当起革命领袖之重任。
蒋介石此时之所以要把胡汉民拒之于国门、政门之外，是因为他担心胡汉民回来分权，对其随意在国外发表意见，指手画脚的行为反感。由于蒋介石的冷落，并且不断施压，胡汉民在广州只呆了十来天就再次离开广州，重返国民党政坛的梦想，就这样被蒋介石打碎了。
其次，政坛孤立，拉胡汉民助势。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在政治上极度孤立。此时回国的汪精卫到武汉，以国民党的正宗领袖自居，扯起反蒋的旗帜，凭借政治的革命力量，大张旗鼓地讨伐蒋介石。
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他在危难之时想起了胡汉民。４月，胡汉民应蒋介石的邀请来到南京。在南京召开的政治委员会议上，他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这时的胡汉民为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出了大力。一是帮助蒋介石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这个形式对于蒋介石来说非常重要。它可以使蒋介石分共反共的政策合法化；还可以用这块招牌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相抗衡。二是为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大造舆论。一方面，为蒋介石分共、反共大造舆论；另一方面，同武汉政府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可以说是使尽浑身的解数，为南京政府争正统地位，为蒋介石歌功颂德。三是为蒋介石拉盟友。在宁汉对峙期间，北方的冯玉祥的态度如何，至关重要。蒋介石、汪精卫都在极力拉拢冯玉祥。胡汉民出面做冯玉祥的工作，由于他的游说，更由于南京方面给冯部巨款，冯权衡利弊，决定与南京政府合作。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初，胡汉民给倾向于武汉政府的第二军军长兼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写了一封长信，劝说朱分共拥蒋。胡汉民在粤军中享有很高威望。他利用与粤军的特殊关系，特别是利用与粤军首领李济深的师生关系，做粤军的工作，缓和了蒋李之间正在发生的矛盾。
第三、过河拆桥。蒋介石第一次下台不到半年，就重新上台。即使在蒋介石下台后，胡汉民乃是蒋的坚定支持者。蒋重新上台，胡汉民心里在打算盘，凭他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为蒋介石摄取政权所作出的贡献，会受到重用。可是，蒋介石对胡并不感兴趣，即使在选用胡汉民的时候，也时刻提防着他。胡汉民的确理论水平高，政治能力强，但太爱表现自己，自以为是，常常指手画脚。蒋介石压根里没有启用胡的打算。但他没有直说，而是耍了一个手腕。
蒋介石复出后，给在海外的胡汉民发了个邀请电，请他回国共同主持大计。胡汉民从巴黎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提出“训政大纲”提案。蒋介石采纳了《大纲》的提法，在国民党召开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