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治形势出现不利于自己的局面时，主动挑起争端，借机发难，使局势发生逆转，是权谋家常用的应变举措。蒋介石也曾使用这种伎俩，１９２７年的“迁都之争”就是其中一例。
事例：
１９２６年国民革命军高举义旗，进行北伐，所向披靡，很快取得两湖战场和江西战场的胜利。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革命，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武汉的决定。１２年，国民党中央通电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计划半月内可到武汉办公。国民革命总司令部仍留在广州，由李济深主持。１２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孙科等在武昌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以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处理决定各项重要问题，并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随后，正式通知各国政府，表明国民政府迁都武昌以后，所有外交事宜即政府负责。
１９２７年１月１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都武汉。然而，在此重大的转折关头，蒋介石以设在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为大本营，挑起迁都之争，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立。
本来蒋介石是同意迁都武汉的，而且态度相当地积极。早在未正式作出迁都决定之前，他在９月，从武汉致电谭延闿、张静江称：“武昌克后，中（蒋自称）即须入贛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就会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这表明蒋早就有迁都武汉的意向。同月，他在由武汉赴江西途经岳阳时，又致电广州说：“中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代临时政治会议为妥。”
对于蒋介石的这个提议，中央曾议决过。这是由张静江、谭延闿在广州主持进行的。蒋介石离开广州出师北伐时，由张静江代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前者是蒋的铁哥们，后者的政治倾向往蒋介石这一方倾斜，且没有多大政治主见，对蒋介石是言听计从，他们都唯蒋之马首是瞻。在接到蒋的迁都电后，即于１０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海外党部执行委员联席会议上提出迁都案，但是会议经过讨论，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愿办。
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地而决定之。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会议还作出请汪精卫销假复职的决议。蒋介石得悉后，于当月再次电请迁都，他说：“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他的这个提议也未被采纳。在取得江西战场军事胜利后，他更以强硬的态度再广州，声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但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接着，他派遣邓演达等人由武昌乘飞机到广州，“催促及中央党部迁移武汉。”
既然蒋介石曾主张迁都，为什么当正式决定迁都武昌后，他却要反对这项决定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随着北伐的胜利和军事势力的膨胀，加快了反共步伐，政治态度急速右转，而当时的时局出现了一些对他政治前景不利的情况，促使他一改初衷，由迁都武昌的坚决拥护者急转成迁都武昌的坚决反对者。
第一、唐生智势力的崛起，使他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威胁。唐生智本是湖南军阀赵恒部第四师师长，在北伐前夕归顺国民革命军，编为第八军。由于唐生智攻下长沙后，收编了大量北洋军队，第八军兵力迅速“扩充到６师之众，实际有２８个团，照军编制，可称１０师，军械充足，精神统一，战斗力极强”。唐治军和处理政事果断，要求严格，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而且他与第四军、七、八军的不少将领，均曾毕业于保定军校，被称为“保定系”，蒋介石虽然也在保定军校学习过，但时间短暂，没有形成人际圈子，唐生智的崛起使他感到担忧，在北伐途中他的心情就起了剧烈变化。他得知唐生智为首的“保定帮”已经勾结起来，便紧张起来。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武昌当时处在唐生智第八军等部控制之下。如果迁都武汉，蒋介石不可能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只有迁至南昌属于他所绝对控制的地方，他才有可能用枪指挥党，指挥政府，控制大权。
第二、武汉高涨的革命氛围，尤其是工农运动的高涨，不利于蒋介石进行反革命的准备。武汉被北伐军占领后，尤其是国民革命指挥中枢实际在武汉发挥作用后，武汉成为中国革命中心，武汉地区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湖北省成立农民协会的县达３４个，会员数增至２８万多人。尤其是武汉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一举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