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题发挥，是说假借某一个事情为题目，用来发表自己真正的想法。这本是文人们的戏法。运用到官场，那则是借用某事为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蒋介石精通此道，最为典型的就是利用“廖仲恺案”，借题发挥，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企求。
事例：
廖仲恺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在国共合作筹备期间，积极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后，他坚决维护三大政策，批判右派势力的反共分裂活动，针对广东省内军阀部队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坚决主张改组军队，统一财政。因此遭到帝国主义和右派分子的仇恨，于１９２５年８月在广州惨遭杀害。
廖仲恺案发生，激起了广大革命人士的义愤，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和黄埔军校官兵，纷纷要求严惩凶犯。廖案发生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委会立即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廖案。蒋介石假借处理廖案，达到自己的目的。
首先，借廖仲恺案之势使自己摆脱政治困境。蒋介石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在他指挥下，革命军取得了两次东征，平定了滇军在广州的叛乱，在国民党内地位一升到第四位。他不仅手握粤军和黄埔军的指挥权，而且高喊革命口号，也得到舆论相当多的支持，他以得胜者和获得工农支持的姿态出现在广州，居功自傲，为了揽权采取一些过激的举措，引起国民党内外一些人的反感，包括国民党元老的愤慨。他们群起抨击，说蒋介石是“新军阀出现”、“宁波拿破仑崛起”、“广州已成为警察国家”等等。使他一时间陷入窘境。蒋介石处理“廖仲恺案”，不仅使自己一下子解了围，而且掌握了权力角逐的主动权。
其次，借“廖仲恺案”助汪倒胡。胡汉民是党内的“元老派”，与汪精卫合称革命队伍中的“双壁”。当时人们把孙、胡、汪三人关系称之为“胡汪无先生（指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也有人把胡、汪加上廖仲恺誉为国民党的“三杰”。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由誰来继承，成为国民党内一大问题。最有资格的要数这三杰了。廖仲恺已身亡，汪、胡为了取得继承人资格，进行了明争暗斗。
汪精卫在争取继任领袖的过程中，很想利用蒋介石所掌握的军事实力。在北京处理了孙中山的后事后回到广州，便立即专程到东征前线看望蒋介石，信口开河地说，孙中山在病危之际，不断呼喊“介石”这使蒋大为感动，“呜咽良久”。他们“倾谈党事，并谋个人行止”。汪精卫表示今后要按蒋的话作为进退的依据，使他“甚感其亲爱”。他们一拍即合，相互利用。“廖仲恺案”调查进展，为蒋介石助汪倒胡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审理“廖仲恺案”的过程中，发现胡毅生、林直勉等人与此案有牵连。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人们普遍认为暗杀与胡汉民有关系。特委会顾问鲍罗廷断定，胡汉民至少是这一谋杀的“思想上的教唆者”，“不管怎么说，他预先是知道这个阴谋的。”
虽然没有掌握实据，但汪精卫决心倒胡，蒋介石予以帮助。他安排官兵到胡汉民家借找胡毅生之名进行搜查，给胡汉民来个猝不及防。胡汉民知道形势对他不利，感到“无地安身”，先被带到蒋介石的住宅，随后转移到黄埔看管起来。蒋介石对胡汉民说：“大家都认为您与此案有关。可是兄也该明白我们的苦衷，我们也拿不出您无牵连的依据，只好委屈您了。”胡汉民放出不久，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暂派他到苏联“考察”。汪、蒋请苏联顾问鲍罗廷出面找胡个别谈话，鲍罗廷说：“一般人以廖同志的案怀疑胡先生，这是没有的事。不过因此，也不宜在广东，如到苏俄走走，可以考察考察。”于是，胡汉民于９月从黄埔港登上“蒙古”号远洋轮船，“出使苏联”去了。
再次，利用“廖仲恺案”逼走许崇智。蒋介石早有完全控制粤军，排斥一已不合的粤军将领的意图。廖仲恺案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时机。就私交而言，蒋介石与许崇智不说是生死之交，倒可以说两人有深交，蒋在粤军中任职虽受到粤籍人排斥，但却一直受到许的信任和偏袒，两人曾结拜为弟兄。许是有恩于蒋的，这蒋介石心知肚明。蒋介石并非是不讲人情之人，但为了排除自己仕途中的障碍，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一直寻机搞掉许崇智。
借题发挥的切入点，是在审查“廖仲恺案”中发现许的部下和亲信与案件有牵连。由于许的个别将领也参与了暗杀廖仲恺，使许崇智一开始就处在被动的地位。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点，以许崇智纵容部下，勾结右派刺廖以及把持财政、侵吞军饷等罪名，大肆宣扬，争取粤军中李济深将领的同情和支持，并对许的部将进行收买。同时以保卫许的安全为由，将许软禁起来。许暗中派人命令驻守在东莞、石龙的两个师前来广州保驾。消息被蒋截获，送到汪精卫手里。蒋介石帮汪倒胡，汪投李相报。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