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准备抗战的过程中，确定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指导方针，其内容既包括了以退为守的无奈，也包括了在片面抗战的方针下打持久消耗战的打算。
事例：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中日两国间的全面战争的趋向越来越明显。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蒋介石不得不进行对日战争的准备。战争准备不仅要进行国防建设、军队方面的战备，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明确的战略方针。中国到底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战略方针，不仅执政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在思考，积极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在酝酿，而且一批具有浓厚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也在议论，后来成为蒋介石的重要战争指导思想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思想，首先是由知识分子提出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傅斯年在《独立评论》撰文指出：“中国在开战之初，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越久，对我们越有利。”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７日，胡适给教育部长王世杰写信，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他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有期望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能有国际的参加以援助。”“必须使政府与军事领袖深信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复兴条件。”
蒋介石听说这事后，十分感叹，对张治中说：“了不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了，他们懂军事。”１９３５年，蒋介石扼要地表达了他的战略思想，即：一面呼吁和平，期求集体安全；一面整顿国防，充实军备，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
１９３６年底，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奉命拟订《民国二十六年底国防作战计划》，立足点就是着眼于长期作战。后来实行的时候，大本营作战组组长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要实行全面而持久的战争，拖到日寇对占领我国的每一个县都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日寇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而在整个战争中它就非垮台不可”，故而，“不应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争胜负，而要从全盘战略着眼”。
在国民党最高当局看来，“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与“持久战”战略思想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１９３７年８月７日的国防会议，决定“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蒋介石明确指出：“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要要求持久消耗战”。如何进行“持久消耗战”蒋介石提出了两项要求：“我国此次抗战，其要旨在于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是消耗敌人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战之目的”。也就是说，既要消耗敌人，又要保存和发展自己。蒋介石把“持久消耗战略”的精髓简化成具体的口号，这就是“以空间换时间”。１９３８年２月，他具体地解释说：“我们这次抗战，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取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取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取定于时间与空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占领的广大土地，就以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又说：“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是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此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把持久战的理念完善到极致。在抗战初期，在国民党营垒中，对抗战的前途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观点，亲日妥协派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亡国论”一时甚嚣尘上。与此相反，还存在着一种毫无根据的“速胜论”倾向，特别是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一些人被冲昏了头脑，认为只要依靠国民党二百万正规军就可使抗战速胜。针对这些错误倾向，毛泽东于１９３８年５月写了《论持久战》，对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方针进行了系统阐述，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一著作不仅指明了抗战的前景，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战略方针和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它不仅是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抗战的纲领性文献，而且对国民党最高当局战略方针的确定，产生了很大影响。据程思远回忆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虽然，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持久战”的理论不能相提并论，它们不在一个理论层次上。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的观点，贯穿在他的“持久消耗战”的战略基础上，贯彻在以国民党的军队片面抗战的基础上，以国土的大量论陷，大量将士的牺牲和人民的牺牲为代价秉取的一种被动应战的防滑战略。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理论，以人民战争的思想为前提，以游击战的方式构筑起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无疑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