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时务”，事物本然及其所以然也，包括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未来的趋向。顺势者将可能成为英雄，逆潮流而动者很可能成为“亡魂”，而玩势者很有可能成为鬼魅。蒋介石早期在军界、政界的博弈中，两者兼有之，随着野心的膨胀，玩势者的角色起主导作用。
事例：
陈炯明的叛乱被粉碎后，广东革命根据地虽然度过了危机，但是不太稳固。不仅陈炯明的残余势力还在，而且数个地方军阀盘踞。消灭这些军阀势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顺应大势，在成就这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２５年，孙中山应冯玉祥将军之邀北上后，陈炯明又卷土重来，进逼广州。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进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蒋介石顺应时局，积极请战。要求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和教导团参战。经孙中山允准，编入粤军右路。蒋３５００人的队伍，自黄埔出发，第二天没有遇到多大抵抗，即占领东莞城和古龙镇，在攻打淡水城时，遇到强敌的抵抗。黄埔军首次参加攻坚作战，缺乏经验。由于虚心听龋赫联顾问的建议，更由于将士们的英勇奋战，取得了淡水战役的胜利，这是蒋介石独立指挥部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仗。孙中山收到蒋介石的告捷电后，非常高兴，让汪精卫“代电勉各将士，努力杀贼，以期三民主义之实行。”后来还派廖仲恺赴东江前线犒劳前线将士。
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趁机叛乱。蒋介石率部回师广州，担任平叛总指挥，黄埔学生军和其他友军协同作战，平定了这次叛乱。这一胜利，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同时随着黄埔学生军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中屡建战功，声誉的不断提高，蒋介石的声望也相应提高。１９２５年６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兼任广州卫戍司令。
１９２５年，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建立后，于９月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经过近三个月的征战，到１１月底第二次东征取得完全胜利。随后，又进行了南伐，这些战役的胜利，消灭了盘踞广东境内的军阀，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后来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可行的基础。
蒋介石顺应大势，参与指挥了这些战役，到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前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陆、海、空三军。《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赋予总司令极大的权力，可以以战时姿态为名，指挥军、民、财政、治安各机关，从而取代国民政府，集中国家的军、政、财、法大权。在此以前，他已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不久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军人部长。“于是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盛，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
然而，即使在蒋介石顺应大势之际，也包含着逆势、玩势的一面，而一旦得势，大权在握，则为了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铤而走险。
１９２４年５月，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联考察军事。考察回国后，不但不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的主张，反而提出非议。在羽毛渐丰之时，被眼前得到的权力冲昏了头脑，蒋介石开始逆潮流而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事端，排挤苏俄顾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压制工农运动，背离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在军阀横行、帝国主义肆意掠夺的时代里，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全国各革命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军阀的残暴统治，赶走帝国主义势力。蒋介石在北伐取得初步胜利之时，竟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屠刀对准坚决支持、奋不顾身地投身于北伐的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对准敲锣打鼓欢迎他们的工农大众，使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倒在血泊中，孙中山和共产党人促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被蒋介石的反革命暴力所破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毁于一旦。蒋介石倒行逆施，使自己站在与人民群众为敌的位置。
正是由于蒋介石制造内战，使早就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纷纷行动起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拿起武器抗击侵略者，抗日的烽火燃烧在长城内外。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千方百计地压制民众的抗日热情，不准军队抵抗，破坏乃至镇压抗日武装，使日本的侵华战争逐步升级，直至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演变成中日全面战争。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决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并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表达了抗战的决心。全国军民集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致对外，共同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