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精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迷于物欲，而东方人精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征服中得到满足，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
一次大战刚结束时，梁任公旅欧归来，就看到前一种精神的不足；那个时候列强竞相掠夺世界，以致打了起来，生灵涂炭——任公觉得东方人有资格给他们上一课；而当时罗素先生接触了东方文明以后，也觉得颇有教益。
现在时间到了世纪末，不少东方人还觉得有资格给西方人上一课。
这倒不是因为又打了大仗，而是西方人的物欲毫无止境，搞得能源、生态一齐闹了危机；而人际关系又是那么冷酷无情。
但是这一课没有听众，急得咱们自己都抓耳挠腮。
这种物欲横流的西方病，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诊断过。
当年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利，孟子就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所谓利，就是能满足物质欲望的东西。
在古代，生产力有限，想要利，就得从别人那里夺，争的凶了就要打破头。
现代科技发达，可以从开发自然里得到利益，搞得过了头，又要造成生态危机。
孟子提出一种东西作为“利”的替代物，这个暂且不提。
我们来讨论一下西方病的根源。
笔者既学过文，又学过理，两边都是糊里糊涂，且有好做不伦不类的类比之恶习。
不管怎样，大家可以听听这种类比可有道理。
人可以从环境中得到满足，这种满足又成为他行动的动力。
比方说，冷天烧了暖气觉得舒服，热天放了冷气又觉得舒服，结果他就要把房间恒到华氏70度，购买空调机，耗费无数电力；骑车比走路舒服，坐车又比骑车舒服，结果是人人买汽车，消耗无数汽油。
由此看来，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正是西方人掠夺自然的动力。
这在控制论上叫作正反馈，社会就相当于一个放大器，人首先有某种待满足的物欲，在欲望推动下采取的行动使欲望满足，得到了乐趣，这都是正常的。
乐趣又产生欲望，又反馈回去成了再做这行动的动力，于是越来越凶，成了一种毛病。
玩过无线电的人都知道，有时候正反馈讨厌得很，状似抽疯：假如话筒和喇叭串了，就会闹出这种毛病，喇叭里的声音又进了话筒，放大数百倍出来再串回去，结果就是要吵死人——行话叫作“自激”。
在我们这里看来，西方社会正在自激，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搅到最后，连什么是舒服都不清不楚，早晚把自己烧掉了完事。
这种弊病的根源在于它是个欲望的放大器——它在满足物欲方面能做得很成功，当然也有现代技术在做它的后盾。
孟老夫子当年就提出要制止这种自激，提出个好东西，叫作“仁义”，仁者，亲亲也，义者，敬长也，亲亲敬长很快乐，又不毁坏什么，这不是挺好的吗(见《孟子》)。
有关自激像抽疯，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
凡高级动物脑子里都有快乐中枢，对那地方施以刺激，你就乐不可支。
据说吸毒会成瘾，就是因为毒品直接往那里作用。
有段科普文章里说到有几个缺德科学家在海豚脑子里装了刺激快乐中枢的电极，又给海豚一个电键，让它可以自己刺激自己。
结果它就抽了疯，废寝忘食地狂敲不止。
我当然不希望他们是在寻海豚的开心，而希望他们是在做重要的试验。
不管怎么说吧，上下交征利，是抽这种疯，无止境地开发自然，也是抽这种疯。
我们可以教给西方人的就是：咱们可以从人与人的关系里得到乐趣。
当然，这种乐趣里最直接的就是性爱，但是孟子毫不犹豫地把它挖了出去，虽然讲出的道理很是牵强——说“慕少艾”不是先天的“良知良能”，是后天学坏了，现代人当然要得出相反的结论。
实际原因也很简单，它可能导致自激。
孟子说，乐之实，乃是父子之情，手足之情(顺便说说，有注者说这个“乐”是音乐之“乐”，我不大信)。
再辅之以礼，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这是孟子的说法，但我不大信服；他所说的那种快乐也可以自激，就如孟子自己说的：“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谁要说这不叫抽疯，那我倒想知道一下什么是抽疯。
而且我认为，假如没有一大帮人站在一边拍巴掌，谁也抽不到这种程度——孟夫子本人当然例外。
中国人在人际关系里找到了乐趣，我们认为这是自己的一大优点。
因为有此优点，我们既不冷漠，又不自私，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
中国社会四平八稳，不容易出毛病。
这些都是我们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