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伤口愈合得不好，医生让其每天到医院烤烤电，促进血液循环，好得会快些。老宋的二孙子行动不便，不愿意天天去医院。老宋动了动脑子，他觉得不就是用热东西烤吗？家里没有烤电的设备，难道不可以用煤气灶来代替吗？于是他把煤气罐放在炕前，用煤气灶的火烤二孙子痔疮的创面。谁知烤了几次，老宋的二孙子周身不适，到医院一看是煤气中毒，已然毒发全身，医生也毫无办法，便不治身亡了。
不久，老宋在悲痛和自责中也死了去。
一个聪明而又愚昧的老宋。
《寒风中站立的老娘》
1968年2月22日，那个大雪之后的早晨，迎着刺骨的西北风，我走在应征入伍的新兵队伍里。我就要告别生我养我的宾州线上的小镇，步入远方的军营了。街道两旁是欢送的人群，人群中有我的同学和朋友。
当队伍经过我家门前的街道时，我猛然看见我的老娘。前一天晚上，我一再对娘说，千万千万不要上街送我的。当时她老人家是答应了的，可是她还是来了。她拄着拐杖，顶着花白的头发，挪动着缠足的小脚，一步一步颤巍巍来到街上，在凛冽的寒风中默默地站立。她平静而有些茫然地注视着队伍，当他看见队伍中的我时，脸上现出一丝微笑，向我扬起手挥了挥，似在说：“儿呀，不要惦念我，去吧，去吧！”
泪水不禁模糊了我的双眼，泪珠在我的脸颊上滑落。我在心里叫着：“娘啊，您老回去吧，外面风大，冷啊！”
母亲这年62岁。
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之火，把我们这些“老三届”上大学的希望，烧成一片焦土。在无奈和迷茫中等来了征兵的消息。当兵去！一腔热血在胸中涌动，好男儿志在四方，战死疆场又何妨？我决心当兵去。
父亲是有文化的，他读过私塾，曾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后又供职于国营企业，很开通，他是支持我的。
哥哥，大我14岁当时36岁，应为正当壮年。可是，在解放初期，参加工作不久刚刚18岁的他，做押运员往前苏联押运黄豆时，被火车轧伤了，左脚没能保住截肢了。他是个残疾人，有五六个孩子，又守着两位花甲老人。从心里讲，他不同意我走，嘴上又不能说什么。假如换成我，当时也会是同样的心境。
母亲的身体一直是病弱的，她老人家的态度是个关键。
“听娘的吧。”哥说。
母亲说话了，她说得是那样的坚决而干脆：“当兵去吧，我虽然老了，身子也病病歪歪的，一时半会儿也没大事，我可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去吧！”
还是远在天津的姐姐说得对，咱娘虽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但很开通，对待子女，她不会像老母鸡一样把小鸡揽在自记的翅膀底下。
如今，我的年龄也跨过了60岁的门槛，比起当年的母亲还要小一岁，我这个有高级职称的文化人却在“开通”上自愧不如她老人家。我有两个女儿，却不想让他们离开我。大女儿在北京读研后留京，我提前退休后卖掉了原来的房子，随大女儿来京了。小女儿在德国读研，却希望她学成后回到我的身边来。我真的没有母亲当年的胸襟：孩子不要惦念我，为了你的理想，去闯世界吧！
队伍出发的前三天，我穿着一身刚刚发的新军装回到家里，娘看了合不拢嘴。我就在屋里走了几趟给她老人家看。
“你那鞋怎么不跟脚啊？”娘问。
我说：“有点大。”
因第一次领军装，不知多大的鞋合适，实际上我应穿3号的，却领了双2号的。鞋子大，走起路来就拖拉拖拉的。
“脱下来我看看。”娘说。
我脱下了鞋子，娘看清了那鞋比我脚大了有多少，她就拿起剪刀，掀起铺在她身子底下的羊毛毡子。
“娘，你要干什么？”我问。
“给你做个鞋垫。”
“那毡子不就剪坏了吗……”
还没等我往下说，娘已经剪下两只鞋垫，她让我垫上又走了走，好多了，还是略些大。娘又剪下一块毡子，一分为二，密实地缝在了鞋后跟处。
当时全家人没有人说一句话，都在默默看着老人做着这一切。我噙着泪水，什么也说不出来。这不正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嘛！
我穿着这双温暖又合脚的大头鞋，告别了故乡，登上了南下的军列。从车窗望出去，满眼是皑皑的白雪。我站在车厢中间，向新兵战友们大声地朗诵起毛主席的词：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1985年那个多雨的夏季，哥哥病逝了。我将年迈的父亲母亲接到了身边。先是随了军，我转业后到某省作家协会工作，二老又随我搬到了省会。
这期间，我在一个文学期刊任副主编，经常出差。每次，我都不放心年迈体弱的母亲。特别是父亲去世后，我越发惦念老母亲。
可是我每次出差时，母亲都说：“去吧，不要惦念我。”
我每次出差回来，母亲都显得非常高兴，我知道她每次都是盼我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