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次凌云飞和韩虹讲了芳芳的事以后，薛国良夫妇的心情就一直没有平静过。傍晚，薛国良回到家里又和妻子韩虹议论起芳芳的事来。
“你说的那个叫凌云飞的年轻人也是龙县人？” 薛国良问道。
“是的，听他的口气他也一直在找芳芳。” 韩虹道。
薛国良沉思了一会儿说：“根据年龄和长相分析，那个叫凌云飞的年轻人所说的芳芳，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芳芳。要不怎么长的和婷婷那么像，让凌云飞也产生了错觉。”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人却不知道跑到那里去了，听说她父母还在龙县，我们是不是在她家里打听打听？”
“也只好这样了。” 薛国良道。
“哎，老薛，婷婷前几天来电话说这个礼拜天回家，怎么天都黑了还不见她回来。”
“也许又去执行任务了。”
这时突然听见门铃响了，韩虹出来开门，薛婷走了进来：“妈，我回来了。”
“婷婷，快进来，我和你爸正在说你呢，怎么这回才回来，火车晚点了？快前洗漱间洗洗去。”
“两小时前就下火车了，在车站碰上了大学时的同学就一块去吃了顿饭，爸，妈，我这次有重要消息要告诉你们。” 薛婷边洗边说。
“你的消息我们在晚报上早已经看到了。” 薛国良道。
“‘三歹徒穷凶极恶，女刑警大显神通’，是吗？” 韩虹道。
“哎呀，不是那件事情，那又有什么！我是说我在阳县灵山村发现了一只和我妈收藏的那只玉镯一模一样的一只玉镯。”
“什么？你看见了另一只玉镯！快说在什么地方？” 韩虹吃惊地问道。
“阳县灵山村一个叫芳芳的女人戴着，听说是她妈给她的，也只有一只。”
“怎么，芳芳在阳县，你见过她？” 薛国良问道。
“你们今天是怎么了？好像这个芳芳你们都认识似的，这个人三十多岁，长相、个头和我十分相象，有个案子需要她协助，我找了她。” 薛婷不解地道。
“你快说她现在怎么样了？” 韩虹急问。
“她几年前丢了孩子。去年又死了丈夫，现在一个人在灵山村和她的婆母生活着。”
“怎么过的这么可怜！” 韩虹眼圈已有些红了。
“爸，我妈这是怎么了？芳芳这个人与我们家有关系吗？” 薛婷又问。
“她很有可能就是你失散多年的姐姐——” 薛国良道。
“什么？我还有个姐姐，你们怎么从来没有提到过？” 薛婷大吃一惊。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老薛你就告诉婷婷吧”
“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快说呀！”
“那是在文化革命初期，我是龙县的县长，你妈在龙县中学当校长，我们都被打成了走资派……” 薛国良回忆了起来：
一个秋末冬初的傍晚，灯光暗淡的牛棚里，刚劳动回来且不停咳嗽的薛国良放下工具，无力地坐在草帘地铺上，妻子韩虹抱着不停哭闹的孩子端着一碗汤走了过来： “下午我多要了一碗汤你喝点吧，或许心里能好受些，晚上还有批斗会，你可要坚持住啊！”
“我不想喝，你喝吧，你的身体比我弱。” 薛国良摇了摇头道。
“你喝吧！”
“我说了，不想喝。”
两人推来让去一不小心碗掉在了地上摔碎了。碗碎了，粥碎了，两人的心也碎了。
“这是什么世道啊，叫人怎么活啊！” 韩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薛国良低头不语。
这时几个戴红卫兵袖章的造反派闯了进来。
“你哭什么哭，告诉你，你这个臭老九，今晚你得跟着你的黑县长老公去陪斗。” 红卫兵A指着薛国良道。
“不，她不能去，孩子还小啊，你们怎么斗我都行，我求你们了。” 薛国良道。
“求我们？哈哈，你这个资产阶级黑县长，前些年站在全县大会上鼓吹“三自一包”时，那么理直气壮，现在要求我们了，我说你还是去求求广大革命群众吧。” 红卫兵B傲气十足地道。
“好了，不跟你们废话了，你们准备一下一小时后我们带人，另外我告诉你们，明天上面要给你俩换个地方，让你们好好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 红卫兵C道。
几个造反派出门走了。
薛国良走到了妻子的旁边：“韩虹啊，你看这还能活下去吗，他们今晚能让你去陪斗，明天不知道又要把我们押到什么地方去，，孩子怎么办，她是无辜的，我想把她送出去，放在这里我们是养不活她的。”
“要不是为了孩子，我一天都活不下去了，可孩子送给谁，谁敢要啊。要不是陈院长―――” 韩虹含着泪道。
“我看还是先让陈院长带着吧，她那么喜欢孩子，以后如果我们侥幸活下来。再去找孩子不迟。” 薛国良想了想道。
“孩子还这么小，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