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尚书》之名，可能是后来所加，其先只是书，孔颖达《尚书正义》说，：“尚者，上也，言此为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这应该是正确的，一言以蔽之，《尚书》就其书名而言，是指上古的史书。就其内容而言，特指几千年来被奉为儒家经典的那本《尚书》。流传下来的《尚书》，其实相当复杂，不但有真伪间杂，其内容在历史上还有今文、古文之别。
(2)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内容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跨度，之所以成集，据《汉书艺文志》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教，行人振要铎绚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此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可见当时有专门采诗之人。据说，诗本有三千，是孔子去其重复而得现存的305篇，如《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3)本名《周官》，西汉未年刘歆始称《周礼》。其作于何时及何人所作，是一个问题，《史记》称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认为是刘歆伪造。东汉何休称是六国时人所作，等等，难有定论，但大体上应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且其中有相当重要的西周旧制，有助于研究周代文化。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讲各种官制的，大体上可分三方面，如章太炎先生说：“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
(4)《春秋》之名，本指史记，但据说现存的《春秋》经过了孔子的修定，其中有微言大义，有三传传世：《公羊传》、《左氏传》、《谷梁传》。
(5)武王克殷之后，为确保周朝的统治，分封诸侯，所封对象有三类：一是古帝王之后，如黄帝、尧、舜、禹的后裔；二是姬姓宗室及功臣，如齐、鲁、燕等国；三是殷商后裔，其目的是安抚殷商遗民。武王对殷遗民很不放心，就派他的两个兄弟管叔鲜和蔡叔度对殷纣王之子武庚加以监视。后来当武王克殷第二年去世后，成王年幼，《史记-鲁世家》说：“武王既崩，成王年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据扬宽先生考证，成王当时是有十多岁）。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尚书-金滕》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管、蔡二叔因怀疑周公有不轨之举而与武庚联合（管叔主谋，因他是武王之弟，周公之兄，按殷兄终弟及的继承法，该由他继承王位），造成“三监之乱”。另一说是称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
(6)《伯禽》已失传，但从《左传-昭公二年》所记韩宣子聘问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所以王也。”可见封伯禽于鲁时，鲁继承了周公的训诫，包括一套关于制度的典籍。《史记-鲁世家》中也说周公作《周礼》，但存疑，待考。
(7)唐国很早就存在，周成王时唐侯同三监一起作乱，为镇压叛乱，成王封其弟唐叔虞主唐，作《唐诰》。
(8)西汉五经之《礼》指《礼记》，记，是对《仪礼》的解说和补充，《汉书-艺文志》礼类说：“《记》有百三十一篇，士子后学所记也。”到《隋书-经籍志》认为戴德从其中捡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记》，后戴胜又从八十五篇中捡出四十六篇（此说也有人认为不确，认为戴另有他本），为《小戴礼记》，现在我们通常说的《礼记》是指《小戴礼记》，有四十九篇（二戴为西汉宣帝时人）。
(9)顾颉刚先生在《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中，明确提出墨家学派杜撰了禅让的传说。理由是《尚书》中《尧典》、《舜典》等和《论语-尧曰》、《荀子-成相》均为后人伪作；禅让说符合墨家“贵义”、“尚同”、“尚贤”的主张，墨家学派内部实行的正是禅让制度。顾氏作为疑古的先锋，总能提出惊人之说，如他考证“禹”本来是虫子。
(10)毛公鼎是周代的一件宗庙祭器。它的内壁铸有五百个字的长铭，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后颁赠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于周宣王元年（西元前８２７年）时，其铭文可凌驾于《尚书》任何一篇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之一，也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的瑰宝重器。毛公鼎系于清代末道光２８年（西元１８１４年）前后，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毛公鼎出土后，经多次转手秘藏，抗战期间，险为日本军方所夺，抗战胜利，民间献鼎归公，现由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铭文中有阳文格线，是西周中晚期制铭的习惯，因此除了史料的价值外，毛公鼎在中国古文字学与书法艺术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1)在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便开始在伊、洛（约在今河南省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