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就潜伏着动乱的因素。因为继位之弟往往不肯把王位再交还哥哥之子，也就是说，他要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出现哥哥的儿子与弟弟们的儿子，争夺王位的局面。这种落后的继承制度，我们在后来春秋时代的吴国还会再次看见，并且在骨肉相残过程中成就了一名叫做专诸的刺客。
这十位王中的第一位“仲丁”，就是经过一番斗争而上台的。仲丁一上台，就采取迁都的办法，目的是离旧王都（大约在河南偃师）远一点，摆脱敌对王室贵族的牵绊，就像狗一旦捉到了骨头，一定叼着逃走到没人的地方去吃一样。
仲丁东移五十公里迁都到河南荥阳，就高高兴兴地死去了，他的弟弟外壬却过的不爽，听说王畿以东两个诸侯国叛变。一个是有莘氏的后人，一个是夏禹时代工程师奚仲经营过的地方。这两个部族都是当初商汤革命时的协同军，如今叛商，是一计很响的耳光，很大的震动。于是外壬的弟弟“河亶甲”继位后，北上两百公里迁都河南内黄地区以缓解内焦外困的局面。河亶甲在一些方国的帮助下，使叛乱的诸侯重新安定下来。（诸侯和方国的区别在于，方国在商王朝版图最外圈，关系也最疏远，是异族人。诸侯是家里头人，位置在商朝王畿地区与方国外环之间的缓冲地带，乃王室成员及商族姻亲分封出去而建立的。商王与外环的方国联手夹击，支付了叛乱的诸侯，有点像请邻居帮自己一起管教孩子。）
在崭新的都城里，忧烦却全是旧的，没有稳定的情绪。到了晚年，河亶甲的心境就给无形的风团搅动了。河亶甲一死，王族内又产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河亶甲的儿子没能继承老爹的财富，而是把王位输给了河亶甲的哥哥前任商王仲丁的儿子祖乙。祖乙照例叼着肉骨头逃跑，去了山东鱼台或者河南温县地区关上门当王。辅佐他的是巫启贤先生（对不起，巫贤，是巫咸的儿子），据说再度复兴了商朝的王业。接下来的几个商王过了一段平淡的日子再次爆发内讧，当局面失去控制，只好又采取迁都的老办法，去了山东曲阜地区。王朝内部的政治局面如此
不堪，诸侯、方国也就乘机发展势力，不再向中央进贡朝见，这一烂摊子终于摆在了著名的新商王盘庚先生面前，时间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汤立国后的第三百年。
七
每到半夜——相当于现在四点钟的时候，盘庚就睡不着了，即便喝上一些酒，也没有睡意。酒精的力量使得他头颅闲适又虚无。夜已极深，所余下的又已很薄，盘庚便坐起来，点上原始蜡烛——芦苇的烛芯被布条裹上，布条再浸以油脂，等着天亮起来。
盘庚思索的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在盘庚以前的一百多年间，商人突然迁都了四次，盘庚也要追这个时髦。商人为什么要迁都，古往今来总说纷纭，最流行的解释是躲避水灾，不过，商人迁来迁去，一直在黄河两岸不远，并没有躲开水。另一种说法是反奢侈，说城里的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有贝壳），而穷的越发叮当响，贫富斗争，搞得社会不安定，所以搬迁一下，富人被迫丢下好多财产宝贝，穷人也有了新的创业机会。迁到新的艰苦的地方锻炼，也去掉了奢侈之风。不过，古今中外的政府无不是往富饶舒坦的地方扎堆，像商人这样用自我找罪受的方法淘汰奢侈之风，还很罕见。并且商人几十年就迁一次都，应该还没来得及积聚得多奢侈。还有人认为当时的农业属于粗放经营，一块沃土耕种久了，慢慢失去肥力，所以需要不断变换耕作的地点，就像在固定一个饭馆吃腻了的人要换个饭馆一样。不过，仅仅为了改换耕地，何必一定要迁徒到很远几百里的地方，附近百十里就没有好地吗。并且当时也未必是破坏式地开发土地，伊尹还曾经教大家施肥灌溉，不至于几十年就把土地搞疲惫了——长安作为国都上前年，土地也没有一下子完蛋。
盘庚在给群众代表训话的时候，也没有向我们暗示迁都的原因。事实上，我认为，商王更替的王位争夺导致了新王倾向于变换政府办公地点，以求脱离敌对势力干预、掣肘甚至威胁。在盘庚时代，“兄终弟及”或者是“父死传子”都没有在法律上得到明确，位子传给谁因而变得暧昧不清。从事实上看，“兄终弟及制”已经不是那么不容置疑了，死去的商王把位子直接传给儿子而不是交给自己的弟弟，在前代也颇有旧例可循。盘庚作为弟弟接了哥哥的班，而没有让哥哥的儿子接班，这使得他难免心情不安。哥哥已经经营曲阜地区很多年，曲阜这里是哥哥一家（含哥哥的儿子）所管熟了的地面，到处都有哥哥一家的老部下与支持者，势力盘根错节。盘庚每到夜晚都担心有“专诸”那样的家伙破窗而入，志愿为哥哥的儿子取回王位。这也是他四点钟就爬起来，握着青铜短刀不敢再睡的原因。盘庚有理由让自己离开，去一个艳阳高照的安全地方，享受自主自在的王者快乐。但是盘庚在群众集会上只是一再强调，迁都乃是先王（祖先）的意旨。
盘庚说：“我们的先王总是保护人民，总是为人民利益而搬家，从不留恋原有的都邑。你们为什么不想想先王们的故事呢？我想搬家，以安定局面，但是你们不能体会我心的苦处，反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