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战争时期起，我军使用的作战地图多数都是从日寇手中缴获来的。1949年冬天，我听一位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老将军在闲谈中提出：“我军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范围之广，可以覆盖整个中国领土；数量之大，可以配备到每一个团甚至每一个营。”当时听了只是高兴，并没有往深处去想。以后，我在部队文化工作岗位服役了几十年，曾经多次接触到这些日本军用地图。“百闻不如一见”，亲眼看到这种地图的感受是大不一样的，第一次看到他们画得那样精密、详尽、准确、清晰，其惊心动魄、毛骨悚然的感觉，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１９５０年秋天，我们出差去到湖南省宜章军分区，任务是按照中央档案馆和总政治部的要求搜集革命历史文物。军分区司令员也是一位老红军干部，他说 ：“宜章地区是革命老区，１９２８年朱总司令曾在这里领导过宜章暴动和湘南暴 动，疏散在民间的革命历史文物肯定是不少的。我会尽可能地给你们提供线索。不过这里山高路险，人烟稀少，宜章城以南１００多里的太平垌过去就有大股 土匪，自称‘湘粤反共游击根据地’，去年我们才把它搞掉，但是残余分子还存在。既然你们要走很多地方访问很多人物，为了安全，我至少要给你们配备一个 警卫排的兵力，沿途护送……”
我们一切按照司令员的嘱咐行事。警卫排排长姓李，２０出头，非常精明强 干。他身边老有一个背着图囊的小通信兵，形影不离；在路上一遇到有疑问的岔口，他就找出地图来查看一下。也亏得他这样做，我们很少雇请向导，也几乎没 走过弯路。有一天，我们准备走７０多华里去访问一位烈士的亲属。当我们用急行军的速度不歇气地走到一座大山脚下休息的时候，李排长又把地图找了出来， 看了一会儿说：“这里有一条小路，可以不用绕道直接穿山而过，少走２０华里。不等天黑我们就能到达目的地。可就是不知道路口在哪儿。”问了好几个过路 的年轻人，都说没有这条小路。李排长说：“这种地图是很精确的，它画着有就一定有。我们需要找一个向导。一班长代我指挥，二班长跟我一道去！”说着， 他把地图交给了我，自己和二班长飞快地下了山。
这是我第一次仔细地查看日本军用地图。首先叫我十分惊讶的是它作的比例 尺竟然是５万分之一，这就是说，地图上的１厘米等于实地的５００米，在作战地图当中这是最精密最实用的了。一座山丘、一条小溪、一个村庄、一块水田、 一条小路、一座庙宇，一片树林……都在图上画得清清楚楚。地名一律用汉字，山顶制高点和山腰等高线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标明了若干米，所有的道路也都标明 了分段里程……即使以测绘的工艺水平来衡量，这张地图也堪称一流，清晰而精确地丈量出我国大好河山的山山水水。然而，这张中国地图却不是中国人画的， 而是日本人为了要在中国本土上作战画出来的！图上明目张胆用汉字注明“大日本陆军总部绘制”等字样，而且还标着制作日期“昭和３年”（１９２８年）！
我定过神来细看地图，果然发现有一条虚线穿过眼前的大山，如果可以通行 显然就比绕山大路要近得多。不一会儿，李排长他们回来了，带来了一位５０岁左右的瑶胞打扮的男子。他非常热情地过来笑着和我们握手，说：“过山小路是 有的，从前打猎、采药的人都知道。这些年走的人少了，难怪后生仔搞不清楚。带你们过去吧！”他抽出腰带上系着的长柄柴刀，走到前边把山坡下的杂草灌木 砍倒，立即出现了一个路口。我们就跟着他穿过那浓荫蔽日，藤蔓缠绕的崎岖小路，虽然吃力却也顺利地过了大山，晚饭前就到达了目的地。
这是我第一次领教了日本军用地图的魔鬼般的“厉害”，又是震惊又是气愤 。湘南地区可以说是我国的内地、腹地了，为什么东洋鬼子也能够弄得一清二楚 ，甚至于比我们自己人还要明白？真他妈的歹毒！阴险！一连好几天，这样沉重 的思想索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从那次往后，由于工作关系，我每年都要经常下部队去和官兵们一道训练、 执勤（当时称为“体验生活”），因此仍旧不断地会接触到日本军用地图，至少 还有两次经历很值得记下来。
１９６３年春夏之交，我参加驻惠州地区一个步兵营的小型野营拉练，准备 用一天的时间纵贯大鹏半岛。全营凌晨４时起床，４时半早餐完毕从驻地出发， 中午在半岛中部的黄村午餐，然后一气插到半岛最南端的西涌镇宿营。这个行军 路线是包营长和我对照日本军用地图制订的。
当部队按时到达了半岛中部应该是 黄村的位置，却找不见村庄的影子。纵目四望，到处都是杂草树木和茅草，一片荒芜。那时的大鹏半岛人烟非常稀少，找不到一个可以打听的人。包营长只好下 令就地埋锅造饭，同时拿着地图对我说：“小日本的测绘也不怎么样！这儿明明没有村庄，他硬画出一个村庄来！”
我因为有了以往的经验，认为既然地图上有 ，那么至少以前是有过的。包营长还是不信：“决不可能！今晚咱们到了宿营地 就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