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等）来体现。虽则如此，夏商周三代时期贵族知识分子仍然是国家的精神领袖，仍然是文明中坚，对国家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尚书》是中国上古留下来的治国经典，而其中论述治国纲领的名篇《洪范》，就是周武王灭商后请教殷商贵族遗臣箕子（大学者）如何治国，箕子写下的治国纲要。事实上，从西周“礼乐治天下”开始，知识阶层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到了春秋时期，社会大松动与各种形式的变法（改革），促使自由平民阶层壮大（基础是隶农制解体，大量奴隶成为平民），中国的知识阶层终于成熟起来，破土而出。
这就是“士”阶层的出现。
“士”是一个非官、非农、非工、非商的“国人”阶层（请注意，“国人”是一种社会地位）。他的初期主要特征是拥有专业知识与一技之能，四处流动而独立谋生。但其主要成分是有武技（剑术）造诣与专业知识的分子。经过数百年稳定发展，到了战国时期，纯武技者逐渐从“士”阶层分离出去而仅仅保留了一个社会名号，通常称为武士。士人阶层开始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知识阶层。
士人阶层出现的意义，在于它使知识分子从僵化的贵族硬壳中剥离出来，以平民社会作为自己的根基，成熟壮大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知识分子因此而成为能够广泛汲取民族文明的营养，真正体现民族智慧水准的一个社会阶层。
这是中国民族真正成熟发达的伟大里程碑。
士人阶层一旦出现，立即爆发出无比的力量与光彩。在春秋战国这个大黄金时代，几乎所有伟大变革都是由名士策划发动并主持的。管仲改革（齐国）、子产改革（郑国）、李悝变法（魏国）、吴起变法（楚国）、商鞅变法（秦国）、申不害变法（韩国）、驺忌变法（齐国）、乐毅变法（燕国），就连赵国的武灵王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也有名士肥义的一半功劳。
几乎所有的长策大谋，也都是名士提出并主持执行的。著名者有苏秦的合纵抗秦，张仪的连横破盟，范雎的远交近攻。
几乎所有的著名战争，都有名士的运筹帷幄。吴起的大战诸侯（十余年间，大战76次，胜64，平12），孙膑的围魏救赵，商鞅的收复何西，乐毅的联军破齐，司马错的长途奔袭巴蜀（秦国），尉僚的策划灭六国。
而在统一中国、实行法制、郡县制、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等架构文明的大业中，名士商鞅、李斯的名字更是谁也不能忘记的。
一部《战国策》所迸发的国策智慧，至今依然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非但如此，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哲学、艺术、工艺、社会风俗的各个领域的建树，士人阶层都争奇斗艳，具有发轫推行之功，建立了不朽的文明功业。他们出将入相策划运筹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时代竞争的浪潮，将中国文明推向了辉煌的极致。
士人阶层的煌煌光焰，使既往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传统贵族阶层黯然失色。在整个战国时期，贵族阶层没有出现一个堪称名士的知识分子。名满天下的“战国四大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除了最优秀的信陵君文武俱佳具有名士风范外，其他三位只是以“养士”闻名，春申君更是个酒囊饭袋。余此而外，各国的王族阶层与传统贵族阶层，没有涌现一个大家。请注意，春秋之前的夏商周三代，可是治国名臣尽出于传统贵族。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其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过高。
春秋战国时代其所以出现“得士者兴，失士者亡”的普遍现象，根源正在于知识阶层大大超出社会其他任何阶层的创造力。秦孝公怀雪耻之志而向天下各国发出《求贤令》，才有商鞅入秦，秦国二十三年间一跃成为第一强国。这是用平民知识分子振兴国家的典型。相反，战国初期唯一的超级强国魏国则是另一种典型。魏国本来是当时的中原文明中心，拥有最具智慧水准的士人阶层，是战国名士云集的渊薮之地。然却因为颟顸平庸的魏惠王顽固的依赖贵族治国，蔑视平民士子，逼走了一个又一个才堪扭转乾坤的名士（吴起、商鞅、孙膑、张仪、乐毅、信陵君、范雎、尉僚等都是魏国人或前来投效的他国名士）。随着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出走，魏国也象太阳下的冰块一样溶化了。
中国第一代士人阶层有一个显著特点——极少有贵族分子，几乎全部是平民出身的布衣之士。这一构成说明，基于平民社会所成长的中国知识阶层具有正义生成的特质，即他不依赖过量的财富滋养而能茁壮生成的朴实本色。深入探讨这个话题是这里无法完成的。我只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这是中国民族知识阶层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根源，也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世界性特征。稍许留意就可以发现，许多民族的知识阶层是依赖于贵族阶层的财富与生活方式的，贵族的兴衰荣辱，就是知识阶层的兴衰荣辱。印度大约比较鲜明。
牵扯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阶层的独立性问题。近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缺乏真正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