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扩张中的人民
周建高（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人编撰的日本史著作和官方的教科书及文稿中，通常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说成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为，广大日本人民是善良的，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日本人民一贯与政府对立、反对日本对外扩张侵略。历史似乎并不如此简单。
一八九四年日本和中国开战后，三井、岩崎、涉泽等实业家组成了报国会，积极筹集军费。妇女们则从事恤兵运动。与政府严重对立的议会，在开战后也通过了巨额预算，作出了协助战争的决议。原计划募集三千万元的公债，实际募集到七千七百万元。佛教各宗和基督教随军布教，慰问军队。《雪的进军》、《妇人从军歌》等军歌在国民中广为流传，使军队斗志昂扬。《国民之友》杂志和《国民新闻》报的主编德富苏峰，把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日本开国以来“所淤积的磅礴活力的发泄”，是“与维新革命一脉相连的一次喷火”，大肆称赞天皇的战争行为，认为皇室与国民上下一心，“发扬三千年以来世界无与伦比之大日本国体”（德富苏峰：《大日本扩张论-序言》）。福泽谕吉，这位近代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在战争打响后，不但在报上发表文章积极支持政府的侵略行为，认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而且带头在民间募集军费。战后他在自传中说：“这种官民团结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福泽谕吉的弟子尾崎行雄，曾经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后来被称为“宪政之神”。一八九五年，他认为“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甲午战争中日军打败清军，日本社会充满歌颂战争的声音，连小学生也唱起了这样的歌谣：“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朝鲜、中国之际，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这种情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对外侵略中再度出现。“九一八”事变为标志的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各地的火车站，连偏僻乡镇的小站，都经常出现欢送士兵出征的人海，手中挥舞着小旗。人群中高呼“万岁”。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日军在上海战斗中，三个士兵阵亡，陆军把他们渲染为“炸弹三勇士”。三日后，四个公司争着以此为主题拍摄电影，一周后就在日本电影院上映了。在征集“三勇士”的歌曲时，全国应征者达二十万篇；还为“三勇士”竖立铜像和纪念碑，把事迹很快编入教科书，摄制了百部以上的电影。可见日本人民对于侵华战争的普遍关注和热情支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劳农阶级也走上与资产阶级联合支持对外战争的道路。“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令》和《国家总动员法》，全面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工厂企业则纷纷建立产业报国会，实现了真正的劳资一体。工会明确在纲领中写上“产业报国”或者“产业报公”，规定工人不得因私缺勤，要力争减少事故，节约材料，利用废物，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展认购“爱国公债”活动，要求每个工人月月储蓄，募集“国防献金”。七月九日，日本上下议院一致通过了“感谢皇军的决议案”，无产阶级政党的议员都赞成该决议。一九三八年，总同盟在十月大会上通过《对皇军官兵的感谢决议》，称赞“皇军官兵的神速和果敢的行动”，表示要向皇军学习，发誓在后方也要“像枪林弹雨中的皇军官兵那样的紧张，尽报国的微力”。他们召开欢送欢迎大会，组织募集慰问金活动。发生劳资矛盾、有些企业工人罢工时，工会则做调和工作，向工人晓之以理，在战争的困难时期，要求不能使生产下降，说明当时日本处于“举国一致、劳资合作的时代”。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是所谓日本建国纪念日，工人、政府和军方代表在东京举行“产业协力大会”，会议在《爱国进行曲》中揭幕，全场齐唱国歌《君之代》，遥拜天皇，然后为侵略战争中的“皇军英灵”默哀，为战争胜利祈祷。与会者齐声宣誓“在空前重大的时局里”“提高国家产业人员的自觉性，拿出劳资合作的诚意，为确保产业和平和生产力的发展，倾注殉国的热情”。
在对外战争中兴起的产业报国会这种民间的工农团体，一九三八年底达到一千余个，一九三九年四月激增到两千多个，会员达到一百多万人。它们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领导”，于是厚生省和内务省按照行政区划建立了各级产业报国联合会，由行政长官和警察长任总监，工会与政府完全合为一体。各种原先主张不同的工会都“与时俱进”地改换方向，一九四○年，产业报国会在七万个工厂企业中建立了支部，会员达到四百一十八万人。到这年十一月终于成立了以厚生大臣为总裁的全国总工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它隶属于****政党大政翼赞会。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也是这样。由于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起初阶段军队推进很顺利，从一九四一年底进攻珍珠港以后不到半年，相继占领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地，政府、军队和绝大多数国民，都为日本的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