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中国论》东岐明（本文转载，不代表作者观点）
〈中国—文明中心之国〉
“中国”一词原来是中国古代历朝所用来自称的“中央之国”，意指文明中心的国度，而非古代中国的国家名号。古代各朝名号，才是当时的国家名号，例如秦朝时称为秦国，汉朝时称为汉国，唐朝时称为唐国，而直到清末时还是自称为清国。“中国”此词，乃是随著中华民国的创建，才成为正式国家名号，也用以指涉数千年来的相关历史传承。
中国历史并不是一部民族史，而是一部文明史，是一部东亚民族融铸中国文明的历史。现代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历史传承，却在仿西方民族主义的中华民族宣传下，彷佛成为现代世界的民族国家。然而民族国家的狭隘定义，却误解了中国历史的传承，反而矮化现代中国成为欧西文明体系下的依附国家，并且引致了现代中国的错乱历史认同。本文即在批判此种错乱认同，并还诸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世界地位，以建立正确的中国国家认同。
〈现代世界的国家认同〉
现代国家的国家认同基础，多是建立在欧西文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上，大多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民族国家认同—以单一民族为核心组成，其国家认同即是建立在民族认同上，如法国、德国等。第二类是殖民国家认同—以殖民母国的移民政权传统为核心组成，其国家认同即建立在移民政权的统治认同上，而其文化认同乃是深与殖民母国民族相关，如美国、巴西等。第三类是后殖民国家认同—以继承当地殖民疆域为合法组成，其精英文化认同通常深与殖民母国相关，但其国家认同却是建立在欧西文明所遗留的国际秩序上，所以缺乏一致本土传统的后殖民国度，往往导致其民众在国家认同上的问题，如亚、非、美洲的多数新兴独立国家。
现代国家的这三类国家认同，都与欧西文明的历史演变有关。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乃是源于罗马天主教廷的政教中心地位崩颓。罗马天主教廷作为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政教中心，乃是以基督宗教作为精神基础，以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思想传统作为文化基础，以古罗马帝国的拉丁语文作为欧洲精英阶层的共通语言，而维系著整个西欧封建制度的政教认同。但教廷腐化后所引致的宗教改革运动，导致欧洲各国的本土语文兴起，取代了原有共通的拉丁语文，而封建制度的衰落，更随后造成欧洲各地民族认同的兴起。欧西文明的民族国家兴起，可说是建立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终结馀烬上，而开展了各自的新兴民族文化。欧西文明的向外开拓殖民，更造成本国民族文化传布到殖民地域，随著后来欧洲国家的全球霸权衰落，原有殖民地域也就纷纷独立，以致产生了种种的殖民国家与后殖民国家。当代世界的全球政治体系，正是传承自欧西文明各国的民族兴起与殖民扩张。
民族主义往往成为现代国家建构其国家历史认同的凝聚力量，但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却会同时导致向心与离心的不同民众倾向—主体民族与附从民族的向心倾向，以及其他民族的离心倾向。当民族国家高倡起本国主体民族意识的狂热认同之时，往往也正是其他国内民族深感备受压抑排斥之时，因此民族主义是兼具了统一与独立的双刃力量，而现代政治的自由民主发展，更是促进了民族主义力量的蓬勃兴起。
德国与意大利因为民族主义而完成统一，爱尔兰因为民族主义而独立出大英联合王国，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而南斯拉夫的统一与分裂更是值得深思。南斯拉夫是以占有８８％人口的南斯拉夫人为主体民族，而在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统一建立的国家。南斯拉夫人虽然是同种同语，却因历史因素而分为三方族群—克罗埃西亚、塞尔维亚、波士尼亚。南斯拉夫族在历史上处于东西罗马帝国的势力交界，因此，克罗埃西亚信仰天主教并使用拉丁字母，塞尔维亚信仰东正教并使用斯拉夫字母，波士尼亚则是受土耳其帝国影响而信仰伊斯兰教。当南斯拉夫共党瓦解后，同一南斯拉夫族的三方势力，竟在民族主义的激昂下，历经族群冲突的惨裂内战而相互仇杀。而南斯拉夫的真正少数民族地域—日耳曼人的斯洛维尼亚、阿尔巴尼亚人的科索沃、马其顿人的马其顿，也是纷纷独立求去，最终导致南斯拉夫的四分五裂解体。虽然欧洲兴起民族主义，但也有一些国家仍然和谐维持著多民族的国家体制，例如瑞士虽是德裔、法裔、意大利裔的不同民族所组成，但自十五世纪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后，国家即未分裂，而各民族亦能一致和谐共处。所以民族主义所引发的激昂认同，是有著危险双刃，并非必然导致统一，也有可能导致分裂。而国家认同要保持统一，也不一定需要提倡民族主义。
欧洲以外的殖民国度，其移民政权的文化认同是必然倾向殖民母国的强势文化。如果当地原住民大多数已遭种族灭绝—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其国家认同就会建立在原先移民的主体民族认同上，因为当地原住民的传统势力已经几近灭亡，而外来的其他民族移民在当地又无传统势力，两者便都只能依附于移民主体民族之下，例如美国与澳大利亚所供依附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