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朋友，因为对立者相斥，性近者相交，观察一个人的敌友最能看出其人的底里。此时此刻尚未发觉王通先生有何敌人可言，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朋友薛道衡先生身上发现一丝王通先生的影子。
薛道衡先生不仅是诗人、学问家，而且还具有相当的政治远见和军事谋略，深受隋文帝的器重和赏识，薛先生的文章一经御览，随之而来的必是隋文帝的一番奉承，古代诸君以文章安身立命者能得到皇帝老儿的几句奉承，大概死了也值。有的人一定会因狂喜而突发心脏病，但薛道衡先生坦然受之，宠而不骄。
薛道衡先生纵是高人，也有自己的阿喀硫斯之踵。他的致命伤在于其性格上的迂阔，即我行我素，不懂得通融世故。以隋文帝的心胸，对薛道衡先生的“迂阔”尚能容忍，但也时不时地予以申斥，到了暴君隋炀帝杨广的时候，薛道衡先生因在杨广先生尚是储君的时候数次得罪于他，进而失去特权的包容，其后惨死也是必然的结局。
隋文帝杨广患有严重的大头症。他处心积虑的登上皇位，并对天下施以苛政暴政，致使民怨沸腾，各路反王纷纷揭竿而起。就是这样一个无道昏君，却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嗜好，并且文采焕然，不把天下文学高才放在眼里，自认老子天下第一。他曾不止一次的为自己抱屈：“天下人真以为我是靠父祖的原因当上皇帝的吗？即使让我与天下才子比试文章，我照样也是当皇帝的料！”由于这种“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骄傲思想作祟，杨广老儿容忍不了别人在诗文一道超过自己。
一次君臣集会宴饮，杨广老儿当场作了一首以“泥”字为韵脚的诗歌，命在座的文士才子次韵。大家对杨广老儿的刻薄猜忌心存忌惮，因此都推说才力不济，不敢次韵。惟迂阔的薛道衡先生不管杨广那一套，脱口而出，所次韵的诗无论当时或是现在来看，都是上等佳品，境界自然要超过杨广远甚，其中有“空梁落燕泥”一句尤为时人所传颂，但更为杨广所忌恨。后来薛道衡先生因得罪杨广而获罪，被判处死刑。临刑前，杨广老儿以满带嘲弄却又不乏得意的口气说：“还能做‘空梁落燕泥’吗？”
读者上帝莞尔之余，必定为薛道衡先生的非常遭遇唏嘘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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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道衡先生为自己的“迂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朋友为鉴，可以知道王通先生的性格或多或少也存在“臭味相投”的“迂阔”色彩。读者上帝不要误会，独孤二少先生没有贬低“迂阔”性格的人的意思，相反倒是对这种人表示相当的尊敬，历史要是没有迂阔之人的存在，恐怕一定会失色不少，一些传奇而令人扼腕的故事也不会发生。
王通先生的“迂阔”在于不善矫饰，不善通融，更不愿扭曲本性而投人所好。
在薛道衡先生的引荐下，王通先生得以觐见隋文帝杨坚先生。杨坚先生是英主，知道爱惜人才，他先前不止一次的听薛道衡先生说起过王通先生的大名，早就想一睹为快。王通先生也确实有才，并非那种上不去台面的货色。君臣相见便互相欣赏，使得觐见的氛围既融洽又少有压迫感。
王通先生得见天颜，而且皇帝如此看得起自己一介布衣（王通先生此时虽是秀才，但秀才于当日便如今日之本科生，多如牛毛，与布衣无二），激动之余王通先生便拿出自己苦心孤诣的作品《太平十二策》奉承御览。里面写满了王霸之道，涵盖古今，其序言中自豪的写道：“如果皇帝能够依照书中所说的去治理天下，便能运天下于股掌，治大国如烹小鲜。”
隋文帝杨坚先生大为赞赏，把王通先生看作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杨坚先生身为满腹权谋的帝王，当然不相信王通先生的书中之言。国家之难以治理，绝非一两个书生写几篇咿咿呀呀的文章就能解决。不过，王通先生的治国安邦的志向依然受到肯定，而且杨坚先生明确的表明了赞赏和要委以重任的态度。但事情坏在底下公卿们的手里。
杨坚先生觉得王通先生这部论文有必要在朝堂展开议论，因为里面有许多经时济世的言论对本朝大有裨益。但事情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满朝的公卿对这位来自草根的学问大家不以为然，纷纷表达了轻视和嘲讽。这些公卿或是与杨坚一同打过江山的，或是世族大家的子弟，怎么会对王通先生这个一无背景二无显赫的家世的书呆子发烧感冒呢？于是，朝堂之上，氛围异常尴尬。
王通先生没有想到，自己的热脸蛋贴上了人家的冷屁股。一心想为朝廷建言建策，不成想却自讨没趣，以至于在庙堂之上尴尬难堪。王通先生心中不住地责备自己，王通啊，王通，你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一场充满期待的廷议竟这样不欢而散。杨坚先生不好鲜明的表达自己的立场，为了一个文弱的书生而得罪那些跟自己一路走来同甘共苦的功臣，实在有些不值得。故此在王通先生受到奚落拂袖而去的时候，杨坚先生并没有做出挽留的姿态。
王通先生的一次命运的转机就这样丧失效用。这是他生命中的唯一一次难得的机缘。随着王通先生的拂袖而去，他的“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志向，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