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樊英先生学贯古今的学识，早已通晓盛衰之理，对东汉王朝的身处末路心中了然。在他的内心里也曾想过振臂一呼，为国家的危难而奔走呼告，但这样的星星之火，没能成为燎原之势，只一闪而过，被无穷无尽的失望和绝望而取代。
儒家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理念，穷有两个境界，其一是个人之穷，比如生计无有着落，饥一顿饱一顿，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情况于国于家均无能为力，只好洁身自好，以期避免给社会带来麻烦；其二是国家之穷，比如战争频仍，奸邪当道，皇帝亲小人远贤人，这种情况忠臣贤士已失去尽忠报国的机会，只好抽身而退，以苟全性命。
不论哪种穷法，解决之道都在“独善其身”，独身其身的方法多种多样，最普遍的就是跑到深山古刹隐居起来，与闲云野鹤相伴，做一个出尘脱俗的化外之民；比这稍好一点的，还要亲事稼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绝不麻烦别人；比这更好的，则是广招门徒，把自己渊博的学识传承下去，希望后继之人有所作为。樊英先生大概是最后一类，他不想全身而退，仍要为未来培养希望。
樊英先生的隐居，虽然是在国家丧乱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也称不上是值得推崇的行为，但他的隐居仍然是彻底的，他不跟任何人合作，只俯首讲坛，传播自己的知识，在传播的过程中，樊英先生发掘了自己的价值，并得到了自己的快乐。生活贵在有自己的方向和主张，那种生活在别人制定好的条条框框里的人永远都不会领悟到快乐的真谛。
樊英先生的隐居授徒，使得他的名声大噪。汉顺帝知道后，就让人拿着策书，预备好丰厚的礼物和大量钱财，征召樊英先生入朝为官。樊英先生以当官为祸事，无异于架上油锅，绑赴刑场，因此称病坚辞。汉顺帝大怒，对樊英先生所隐居的地方——壶山的地方官大加斥责，并命令地方官用马车强行将樊英先生送到京师。
樊英先生无奈，也不好难为地方官，只得进京，但到了京师以后，仍然推说病重不能入殿面君。汉顺帝再次命人强行将樊英先生抬入殿中，樊英先生的倔强劲也上来了，端坐在座椅上，不肯行君臣之礼。
面对樊英先生这个倔老头，汉顺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从此闲云野鹤
朝堂之上，汉顺帝和樊英先生的关系僵持不下，殿上的氛围骤然紧张。
汉顺帝怒不可遏的说：“樊英你算什么东西？告诉你，朕可以让你生，也可以让你死；可以让你荣华富贵，也可以让你贫穷下贱。不要在朕面前装大瓣蒜！你一介草民，三尺贱命，凭什么轻慢朕的命令？你读了一辈子的经典书籍，连最起码的人臣之道都不懂吗？”
樊英先生并不因为汉顺帝的恼羞成怒而恐惧，慢条斯理的说：“陛下的话，言之差矣。老朽行在世上，接受的乃是天命。能够平平安安颐养天年，是天命使然；人生不幸，多灾多难而不足长寿，亦是天命使然。陛下怎么能使我活，使我死，让我富贵，让我下贱呢？我见到残暴的君主就好像见到了仇敌，见面尚且引以为耻，何况是殿下称臣呢？对于陛下让我做官的命令，老朽死也不能接受。老朽身居陋室，埋首青山，教书育人，虽是一介平民，但却怡然自得，自感无异于陛下之尊，这又有何低贱的呢？不合乎礼仪的俸禄，即使非常优厚我也不接受；如果能实现我的志向，即使非常粗陋的饮食我也不厌弃。试问陛下，贫穷与富贵在我的眼中有什么差别呢？价值取向不同罢了，请陛下不要勉强。”
汉顺帝还算聪明，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再逼迫下去，樊英先生恐怕就会以死相拼，那样的结局并不为汉顺帝所乐见，也有失庙堂的体面。汉顺帝此时倒也钦佩樊英先生的老而倔强的性格。樊英先生绝非浪得虚名，因为很少有人敢在朝堂之上以诘责和平等的语气跟汉顺帝这个东汉王朝的首脑对话。
除了发自内心的尊重以外，另一个使汉顺帝不敢把倔强的樊英先生怎么样的原因，则是樊英先生所代表的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那就是樊英先生的人数众多的弟子门徒，他们聚在樊英先生的门下，一起学习“樊氏学”，久而久之就使樊英先生成为既成事实的学阀。
学阀是相对军阀而言的，军阀靠枪杆子，学阀则靠笔杆子。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比如弘农杨氏，祖宗几辈人都擅长欧阳《尚书》之学，自杨震以后，累计四世，都做到了太尉、司空、司徒这样显赫的职位。像这样的家族，他们的弟子门徒动辄成千上百，这些弟子门徒进入仕途后，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这些家族世居高位，门生故吏满天下，成为能与宦官和外戚势力相抗衡的士大夫阶层。
以学阀为背景形成的士大夫阶层的力量不容小觑。东汉末年，针对宦官和外戚互相争斗的邪恶气氛，士大夫阶层发起了“清议”运动，他们坐论时政，臧否人物，在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
樊英先生算不上大学阀，但最起码也算一个有声有色的小学阀。他的弟子门徒数以百计，做什么官的都有。汉顺帝非常注意笼络人才，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