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英先生是东汉末期的大隐士，他所生活的时代，潜伏着巨大的变革，处于夕阳即将落山，黑暗又将笼罩寰宇的大压抑时代。政治上清流和浊流分庭抗礼，德操上君子与小人剑拔弩张，泾渭分明的政治集团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而这一切都能从樊英先生所的遭际中得到预示，他是大黑暗时代的先知，他的敏感的嗅觉告诉他，天色已晚，大势不可挽回。
樊英先生所处的时代也颇荒唐，一连串的婴儿皇帝使东汉王朝飘摇欲坠，宦官和外戚两大势力成了左右朝廷局面的关键性力量。然而这两股势力是非理智的，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是非正常的，原本就濒于危亡的东汉王朝，又朝毁灭前进了一大步。清流势力的崛起或许延缓了毁灭的步伐，但作用亦微乎其微，党锢之祸的发生即证明了其力量的相对弱小，可毕竟使黑夜中有了一缕清风，而这缕清风的源头，则自然而然可见樊英先生的影子。他的高徒陈寔先生在党锢之祸中的大义凛然的表现，也是受到老师樊英先生的巨大影响而致。
除了以上论及的，樊英先生还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他的女权主义观念至今看来仍不失为先进，这足以使宋明以来的禁锢的女权状况大汗其颜。
儒生耶？方士耶？
樊英先生是东汉末年的大隐士，大学问家，他是南阳人，跟东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刘秀先生乃是同乡，大约生活在汉安帝、汉顺帝、汉桓帝之世，学问和德行俱都受到当世之人的推崇，他的行为也颇具神秘色彩。
史书上关于樊英先生的记载并不多见。《后汉书》中只用寥寥几行文字就将樊英先生的大概事迹勾勒而出，这种粗线条的笔法让人不尽其详；宋真宗时编纂的《太平广记》中亦有关于樊英先生的零星记载，但大都取材于《后汉书》，也附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不知其源的故事传说，不是装神弄鬼，就是玄之又玄，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真乃一大憾事。
而这仅存的史料中也有不少可疑之处。读过《后汉书》的读者上帝一定会发问，樊英先生的身份既是隐士又是学问家，但为什么不归在《儒林列传》或是《隐逸列传》，而却归在《方术士列传》？真正的原因只有《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先生心知肚明，但并不妨碍独孤二少先生借以揣摩。
樊英先生是渊博的儒生，即所谓的大学问家，这一点无可置疑。《后汉书》记载樊英先生从小就在三辅受业，通晓《五经》，尤其对《易经》尤为精通，乃是当世的权威性人物。
两汉时代，研究古今文经是显学，而且分门别类，学派林立。樊英先生因为对《易经》有独到的领悟和见解，综合而成一门学问，即时人所称的“樊氏学”。据说“樊氏学”十分流行，学生从四面八方而来，希望能够跟从樊英先生学习《易经》。
“樊氏学”受推崇的程度若此，并不是平白无故的。一是得力于樊英先生自身；二是时代和历史的背景使然。
秦汉两代流行谶纬之学，尤以东汉最为壮观。光武帝刘秀先生十分迷信谶纬学说，并在谶纬学说的帮助下取得天下；东汉建立后，鉴于谶纬学说的神奇效果，刘秀先生决心光大这门学问，使其成为东汉王朝的主导思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老儿既然推崇谶纬学说，那些正拿着或即将要拿国家俸禄的儒生必然趋之若鹜，谶纬之学由此如日中天，盛极一时，以至于检验一个人的忠诚度和学识力，也要看其对谶纬学说的态度是否虔诚。
“谶”分“语谶”和“图谶”两种，通俗来讲就是神秘预言术，用诡秘的隐语或是令人费解的图示，来昭示上天的种种吉凶祸福，借以宣誓某种政治意图。而“纬”则有别于“谶”，它并非凭空捏造，而是依托于古代的圣贤书，再进行另类解说，就是利用迷信方术和神秘预言附会儒家经典。后来“谶”和“纬”两种有别的学说渐趋交汇融合，形成新的谶纬学说，最终完成了汉代经文的神学化。
谶纬学说的渊源大概有三种，其一曰：《河图》、《洛书》上面所载的神话和神秘预言；其二曰：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其三曰：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三种学说的相互杂糅即诞生了神秘莫测的谶纬学说；三种学说虽各有擅场，但根源却不外乎《周易》，而樊英先生恰恰是研究《易》而大有成就的学者，故在当时的情况下堪称硕儒。
其实在独孤二少先生看来，谶纬学说无异于忽悠学说，好一似江湖术士寻卦问卜，能骗则骗，能蒙则蒙，骗和蒙都玩完了还不能令人信服，只能脚底抹油，逃之夭夭，要不然准得惹一顿胖揍，满地找牙。可那是在东汉，上至皇帝老儿，下至黔首黎民，对谶纬一套胡说八道的学说深信不疑，而且生生打造了不少谶纬学说的超级偶像。樊英先生即是其中之一。
既然如此，为什么樊英先生不能列位于儒林，而又归入方术士呢？这乃是历史和时代变迁而导致的。
如果东汉人修《后汉书》，樊英先生位列儒林是想当然的结果，但《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先生却是南朝宋人。东汉而至南朝，两百多年的沧桑历史，白云苍狗，谶纬之学已由两汉时代的显学而蜕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