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山四皓者，乃四个须发皆白的老翁是也，其名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他们本是秦朝的博士，由于不满秦始皇的暴政，尤其是从“焚书坑儒”一事中深受打击，故而挂冠而归，隐居长安城外的商山。他们见证了大秦王朝的灭亡，而且心知肚明这一天迟早要来临，因为秦始皇重视刑法，轻视知识分子，使老百姓寒心透顶。
汉朝建立后，四皓也曾复萌出仕的念头，但听说汉高祖刘邦是个大老粗，瞧不起读书人，动辄以戏侮知识分子为乐，因此打消念头，继续在商山之中饮酒下棋，决心向伯夷叔齐学习，不食汉粟，不做汉臣。
但太子刘盈的一封来信打搅了原本宁静的隐居生活。太子的储君之位岌岌可危，亟需四皓伸出援助之手。四皓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呢？原来刘邦建立汉朝以后，曾花费数年时间寻找四皓以装饰庙堂，但四个老头不买账，他们以前朝遗老的身份，代表着一种巨大的支持力量，他们不是孤立的，背后站立着普天下心里装着良知的读书人。结果，四皓往太子身后一站，刘邦易储的想法无奈打消。
一封太子刘盈的来信
秦始皇的时候，围绕着以何种思想治理天下，朝堂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正反辩方分别是代表法家的李斯先生和代表儒家的淳于越先生。争论的焦点则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孰优孰劣。而既成事实却是秦始皇在李斯先生的建议下已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个郡县。
淳于越先生认为郡县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他对秦始皇说：“陛下，商朝和周朝享国祚都接近一千年（夸张的说法），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把疆土分封给子弟和功臣，一旦国家有紧急情况，藩王即可发兵勤王，以保国家无虞，但现在疆土之广前所未有，宗室子弟却没有封疆裂土，将来国家有变，有谁能保存社稷呢？从来没听说过不效法古制而能长久的！”淳于越先生希望秦始皇实行古法，分封子弟，建立强藩以拱卫京师，这也是出于忠心好意，但却遭到了秦始皇的反感。
李斯先生与秦始皇穿一条裤子，他看见秦始皇脸上布满愠色，当即反驳说：“腐儒！时代不同了，老脑筋该换换！淳于越先生吹捧的夏、商、周三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制度要因时制宜，岂有拘泥古法之理？现在天下一统，人心初定，你们这些儒生只需学好政府法令就好了，国家的根本制度不容你们非议！”
淳于越先生不服气还想反驳，但秦始皇按捺不住了，他实在不愿意跟这些在他看来一无是处的儒生坐而论道，这些人大事做不了（秦始皇不信任儒生），小事乱折腾，于是大吼一声：“够了，朕不愿再听！”说完拂袖而去。淳于越先生和其他儒生愣在当场，纷纷摇头叹息不止。李斯先生面带一丝胜利的蔑笑，紧随秦始皇的步履而去。
到了后殿，撇开了那些儒生，秦始皇召李斯先生单独谈话。李斯趁机报复儒生说：“陛下，天下归于一统，百姓人心初定，这些儒生只需学好政府法令就可，偏偏无端生事；这些人也忒可恨，对于当代的情况不去学习，只一味的推崇古代的制度，这于国于家都是不利的；他们追崇先贤，菲薄政府法令，胡乱的诽谤朝政，蛊惑人心，如果不加以禁止，陛下的声望和威信就会受损，国家也会因其结党营私而受到损害。”
秦始皇深以为是，就向李斯先生询问应对良策。李斯先生说：“别无他法，命令史官除保留秦国的历史外，其余的历史书籍全部烧毁，博士官除外，有谁胆敢擅藏《诗经》和《尚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言论思想的全都治罪，并焚烧所藏书籍。”
秦始皇以为李斯的办法可行，便在全国范围内搜罗诸子百家的书籍，除保留一定的农耕、占卜类书籍外，其余全都付之一炬。焚书一事出于秦始皇扬法抑儒的意图，对中国文化的伤害甚巨，李斯先生亦因此背负千古罪名。
对于朝堂上的儒法之争，以及后来的焚书一事，商山四皓（当时四位先生并不衰老，姑且这么称呼）全都历历在目。那个时候四皓正值壮年，和淳于越先生一样，身为秦朝的博士官，也有一腔治国平天下的热血，但被秦始皇的焚书暴政冷却了。他们对于焚书之举异常绝望，心目中秦始皇的形象也由原来的一代雄主，模糊成为偏执、荒谬、残暴的独夫民贼。
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秦始皇偏听偏信于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的一家之言，那么对不起，恕我们哥四个不能奉陪。焚书的当天，哥四个便打好行李卷，趁着浓浓的夜色，连声招呼也不打就潜逃出都城咸阳，来到风光秀丽的商洛深山。大道不行则隐，与其身处漩涡之中，不如跳出来做一个与己无涉的局外人，既可远离祸患，又可独善其身，一举两得。
就这样，伴着商山的重峦叠翠，枕着寒流，哥四个过上了隐居的生活。生活之情形简单而朴素，无非一壶酒，一局棋，忘却时间流转，任它世事纷纭。吃喝都取自深山，酒也是自酿。在空旷的山坡地带，他们开荒种地，收获的粮食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尚有剩余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卖钱所得用以周济穷人。
幸亏哥四个归隐的及时，要不然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