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选定了战场。这是我荒谬生活的悲剧。这是9月里温暖的一天。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还没有温暖起来的清晨，你们知道我们这儿9月里的清晨是什么样子的吗？秋天的气息是透明的，但是太阳已经升了起来，树叶变得金黄，在预示着一个温情的天气。去战场的路程，开快车也要走上五六个小时。他们开车来接我，在院子里发出了一个信号。眉笔的最后一描，面对镜子审视的一瞥，得了！我准备好了。我往楼下跑去，手里提着一个装满食品的藤编大篮子，就像是去野餐：从卡尔梅克人那里买来的一个西瓜，一些夹有火腿肠和奶酪的面包片，用锡纸包着的一只表皮焦脆的鸡，二十二戈比一个的长面包，一瓶干红葡萄酒，一些深红色的西红柿，几包餐巾纸，一个小盐瓶，还有一个暖水瓶，里面装着热咖啡。——你们好啊，小伙子们！——我满面笑容。我不想在那一天里显得愁眉不展。我穿一条沙土色的牛仔裤，这种牛仔裤非常时髦，几乎没见人穿过，我的上身是一件鹿皮小夹克(颜色就和那只烤鸡的皮一样)，脖子上系着一条蓝白红三色的小围巾。简直就是一幅画。——是民族色彩，——尤罗奇卡很欣赏我的小围巾。叶戈尔吻了吻我的手，他的胡子蹭得我直痒痒。——嘿，一路平安！——我说道，关上了车门，画了一个十字，虽说我当时还没有受洗。—— 一路平安！——叶戈尔得体地说道。——你们别使劲摔车门啊，——车主发牢骚了。我们起步了。能感觉到一种紧要关头的责任感。再过几个小时(傍晚，在黄昏时分)，就该决定两个命运了：俄罗斯的命运和我的命运。
一次开心的旅程。清风吹拂着头发。稀疏的云朵就像是化妆用的棉球。我们全速奔向东南，深入腹地，驶往那个战场。干净、萧条的莫斯科郊外迎接着我们，展示出那些肤浅的小树林和空荡荡的别墅，别墅周围挂满了苹果，那些金球一样的花朵已经开败了，那些大丽花和缤纷的紫菀。我受不了紫菀。为什么？有一次，在葬礼上……算了。我找个机会再说。在村庄里，身穿巧克力色裙子的小姑娘们背着很大的书包，透过公共汽车的后窗，带着清晨的睡意和坦然的好奇心，上班的工人在看着我们。
用不着离莫斯科城很远就可以发现，生活在迅速地简单化，人们的脚步慢了下来，时尚的气息也减弱了，四十公里开外，就见有人才刚刚开始穿那些在莫斯科已不再流行的服装，人们的面容也虚弱了一些，尽管许多人的脸上都挂有特殊的莫斯科郊区怨恨的特殊韵味，这是由流浪汉和夜晚的胡闹鬼混构成的环绕都城的地带，栅栏旁的舞场，用木头建造的俱乐部，对别墅客的反感，对都市人鄙夷的嫉妒，这里有循环往复的城市巨浪，巨浪像是被一块礁石给挡回来的，而克里姆林宫就是这块礁石，城市的巨浪和自原野回涌的巨浪相互撞击，于是，一切便都混杂在了一起：棉背心和休闲鞋，面包圈和马合烟，这里的人们在追赶，没有赶上，于是就带着窃贼似的笑容留在了原地，我们继续前进，去向郊区公交车的终点站所在的地方，去向城郊电气列车筋疲力尽地静卧在每一个站台上的地方，那些站台暂时还是混凝土的，在那些地方，乡村生活的房子更结实了，靴筒上的泥泞，两腿与土地紧贴在一起，成群的鸡，战后建筑物上那些脱了皮的古典主义柱廊，在一个贴满大幅标语的笨拙的工业城市过后，有一个新的跳跃，去年的时尚让位于古老的时尚，能让人回忆起青少年时代，学校里的扭摆舞，超短裙，刘海儿，喇叭裤，头发蓬乱的“甲克虫”乐迷，晶体管收音机的声音，距离改变了时间，似乎在俄罗斯有这样一家银行，它在依据很早以前制定的汇率运转，被兑换成公里的时间，在空气中浓缩了，被罐装了，像炼乳一样，是黏稠的，沉在罐底，几十年过后，瞧，却突然出现了一位脚穿一双我们少年时代那种高跟鞋的妇女，田野里会突然闪现出一件我们的父母年轻时才穿的那种军便服，瞧，还有这筑巢在老太婆身上的永恒，她们比瑞士法郎还要坚挺，依据法令，她们从女共青团员变成了女教民，因为，静脉里流淌着的祖先的血液比执拗的无神论更加强大，但是，都城仍保持着它的权力，小院子里不时闪现出几辆各色轿车，虽说在那些轿车中间，越来越多的是那些已停止生产的旧型“莫斯科人”，车上的刹车信号系统也是自家装上去的，还有那些大肚皮的“胜利”牌苏联高尔基汽车制造厂于1946—1958年间出产的一种轿车。，但是这时，首都的州界结束了，原野更宽阔了，外省伸展开四肢，丘陵蜿蜒起伏，还没有被现代文明熨平，村庄和村庄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了，村庄也越来越多地显出一副衰败的样子，自来水管道变成了压井的龙头，小伙子们的衬衫也鲜艳了起来，一张张脸上满是雀斑，但是，这种鲜艳也渐渐消失了，空虚落在脸庞上，在时间的边界上，脸庞忍受不了空虚，它还没来得及和青春告别，在婚礼上热闹一番，就已经变得僵硬了，如果在生与死之间都没有一种平衡，那还谈得上什么永恒呢？
每一次离开莫斯科都是这样：你望着火车车厢的窗外，或者，你坐在克休莎的车上往南开，驶向克里米亚，生活便会出现许多许多公里的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