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橱的抽屉大敞着。一只只连裤袜吊在那里，露出发黄的袜底。我回到了自己空荡荡的家。这些个香水瓶，带棱的小瓶塞，排成一排，是“迪奥里西莫”牌的，相互拥挤着，一只珠母色的小花瓶中插着几枝枯萎的勿忘我，还有那些各式各样的棉球，润肤露，龟壳梳子，金色的唇膏筒。从那个时刻起，我就一直没有打扫过这些杂物，当时，我让它们倒在那里，用手指在梳妆镜上写下“伊拉”两个字，我打开我那台嘶嘶作响的唱机，皱着眉头，又写了下去，写下的句子倒映在镜子中：这些个香水瓶，带棱的小瓶塞，排成一排，是“迪奥里西莫”牌的……
这里是我的肚子。很快，一切就都将难以挽回了。他要是敢进来，我就要对他喊道：瞧，我的肚子，瞧啊！信箱里塞满了报纸，是爷爷订的。墙上有一幅油画，没有镶画框，是用粗大的钉子钉上去的，画上是我的曾祖母。画像很古老，是一个很有才赋的无名氏画家的作品。我的男朋友们对这幅画赞不绝口，感到惊讶：这是谁呀？
床很棒。铺着缎被，挂有沉甸甸的流苏。
梅尔兹里亚科夫有次随一个旅游团去了趟波兰，他回来后常说：在那儿，在他们那些天主教堂里，挂着许多金银小牌牌，上面写着感谢的话。谢谢你，耶稣基督，你治好了我女儿的脑膜炎，或者是，我由于你而成为一个人，谢谢！那些牌牌，他说道，挂在教堂里，被固定在墙壁、圣像和圆柱上，而在你的这张床上，能挂得下多少张这样的感谢牌呢？而我，梅尔兹里亚科夫说道，要钉上一张纯金的：谢谢你，伊列娜太太！——可是他最终没有钉……当时，我和他有过一段持续了六天的爱情，我俩长时间不知疲倦地看着这面镜子，他，可怜的家伙，已经站不稳了，热血沸腾，可是他却一直在东张西望，可是有什么用呢？他留在了妻子、那个同声传译员的身边，着手繁殖后代，忘了感谢牌的事，又和那些老朋友混在一起，半年过来喝一回茶，一切都不是老样子，不是老样子了，没有任何灵感，像是换了一个人。爷爷会死的，可他们不会把这套房子留给我的，这套房子太宽敞了，爷爷为信仰和真理服务过，可是我干过什么呢？我像大家通常所做的那样，按自己的意愿立了字据，以便维克多·哈里托内奇能写上一封恶心的信，贴上邮票，寄给我那些远在美国的女保护人们，他会写道，我们没有让她遭遇到任何的不幸，是她自己决定要献身于私人生活，就像在你们国家流行的那样，虽说就百分比来说，我们这里工作妇女的人数要六倍于你们那里，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一位女性在铺柏油路，所有这些都是假话，他说道，你最好自己再写上一两行，比如：谢谢关怀，谢谢温情，不过不值得担心……——你能行！——我答道，我在想：也许，他们真的不会碰我，在他们那个条款之后，如果他们把一切都归结为爱情，那就是说，可以证明我是不在现场的。我没有说话，忍着极大的委屈到处求人，赶忙写信从法国的铁路小站枫丹白露召克休莎前来，可他们却在悄悄地着手将我送回我故乡的那个城市，把我挤走。我赶忙去拨了上千个电话！我看中了肖赫拉特，他在整个中亚地区都是一个大人物，我想到他那里去避避风头，平静平静：是我呀，肖赫拉特！——我带着一种虚假的欢乐说道，我曾和他乘飞机周游了整个撒马尔罕，参观了穆斯林的圣地，只不过，我们不去没有旅馆的地方，我们住在豪华套间里：三角大钢琴，中央空调，精选出来的甜瓜。那甜瓜一入口就化了。
我告别了我的玛格丽特，也就是丽杜拉，我俩的告别有些冷淡，虽说毫无疑问还是友好的，她也没有留我，尽管有我给出的那些温情，玛格丽特还是又有了一个什么人：没什么，我想，你不会垮掉的，你不会伤心的，因为她是没有良心的，你以为我忘了，你曾让你那个小日本，那位老板，染上了病，在飞回日本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垮了，虽说你知道你自己有传染病，后来她又马上把我叫到浴室里去，好像她什么病也没有，我们甚至连句合适的话都说不出来，毕竟不能这样做，丽杜拉，这不好看，可是她的观念却不同，不过我倒无所谓：她治疗一下，还会过来与我和好，我俩是好朋友，但她对温情的喜好更像是出于好奇，她身上没有蒙昧主义，不像克休莎那样，克休莎的蒙昧主义够所有的人用，她常常驾车在列宁大街上飞驰：淡黄色的日古利牌轿车，黑色的座椅，她裸露的乳房高高地挺着，虽说那里也有缺陷，一个rǔ头清晰可见，另一个rǔ头却似乎没有破壳而出，不对称，但是却很独特，当然，不是在白天，而总是在快到半夜的时候，那时，出租车司机和其他的夜归人都已经完全瞌睡了，不停地揉着眼睛。
但是维罗尼卡却对我说：你继续向前走。于是我就向前走了，不是走，而是跑了起来！我不知道：克休莎办不成这件事，她什么事都能办成，可是这样的事情却办不成。维罗尼卡向我解释说：这不是克休莎的领地，给克休莎准备的是剧院和欢乐，而给你，伊拉，准备下的却是死亡。——别说啦！——我说道，但是我没看她的眼睛，她的目光很沉重，我承受不住。
维罗尼卡还是一位女巫师，她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