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我以前从不说骂人话，总是尽量避免，认为那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可克休莎却解释说，当一个字眼重新获得它的原始意义，就具有了某种优势：这就叫爽！从来不说骂人话的只有教师阶层，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爽”。是的，我的克休莎在这里没有说错，至于她为什么要骂法国人，却是一个天大的秘密，不久前她又去了美国，她对我说道：那儿更糟，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民族，和我们一样，只不过要富裕一些，他们还很为他们的真诚而骄傲。他们说，我们是真诚的，我们的真诚超过任何人，我们也没有各种各样的情结，但是，她说，他们中间有太多真诚的傻瓜了，这简直像是一种流行病。如果相信她的话，那么，飞回巴黎之后，她甚至连呼吸都觉得更畅快些了，美国人，她说道，一个叫人讨厌的民族。瞧他们那趣味！……在巴黎，她说，隔着两里路就能认出他们来。在博物馆里，他们就像猴子似的，戴着耳机走来走去。戴着什么样的耳机啊？我不喜欢她的话，越听越不喜欢！你去排排队，我说，跑到药店去买些药棉，我说，你愿意为一双靴子花掉两百卢布吗？——她生气了。她说，我从来不排队，没有橘子我也能活下去：就吃奶酪！这回轮到我了，我也生出一股怨气来：克休莎，你别碰美国人！一个迟钝的民族是登不上月球的。虽说，另一方面，那耳机又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一种习俗，她说，你去博物馆，拿上一个导游录音机，那录音机就会唠叨个不停，而你就戴着耳机听。就这样，她解释道，那些美国人就一个跟着一个，从一幅画走向另一幅画，就像发条玩具一样，头上还戴着耳机。他们皱着眉头，一脸的傻相。那个机械导游对他们发出口令：向前一步＃蝴们就向前迈一步。请走近画作＃蝴们就走近画作……退后！请退后两步＃蝴们就后退……现在去另一个展厅。三号展厅。他们就走向三号展厅，放过了他们还什么都没看的二号展厅，因为给他们下达了直接去三号展厅的命令。瞧，这不都是些白痴吗？我为那些人感到生气，我说，在这里，除了进步，我没有看到任何可耻的东西，我自己也会戴上那种耳机，幸好，我在中学时就记住了英语，我甚至能用英语唱一段民歌：
来吧，玛露霞，带来一只鸭……
瞧，他要她带一只鹅给他，鹅，您明白吗，是一只鹅主人公错将英语中的“鸭”当成了“鹅”！“我们来吃”，就是要吃掉这只鹅，然后——那个英国人瞪大眼睛，绷紧浑身的肌肉，他不理解幽默，他眨着眼，彬彬有礼地微笑着，一点幽默感也没有，不过，我说，许多问题都取决于同伴：如果同伴不坏事，民歌有时甚至能成为一部高度艺术性的作品，它来自于民间生活的深处，因为，我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确知，民间生活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一个难以穷尽的现象。民间生活中有一些好的方面，它们使我走向爱国主义（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是，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完全失败的东西。比如，犹太人就说我们脑袋迟钝，说世上再也没有比我们更迟钝的民族了。你们得了吧！我们这个民族是不太机灵，尤其是在乡下，那里的生活甚至低于贫困线，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他们生活得好一些，能够吃上柑橘、核桃和肉，那结果又会怎样呢？伊万诺维奇两兄弟(他俩是记者)曾经对我解释，人民即便是愚蠢的，他们仍然是天赋智慧永不枯竭的宝库，但一旦他们不再喝酒，生活脱离了贫困，他们就会立即丧失智慧，同样也会丧失其他的美德，因为，灵魂只有在节制中才能保持纯洁！不错，我对他们说，比如说我，就没有低级的物质欲望，而此刻，在受了洗之后，我更会举起双手赞同道：这是一个注重心灵的民族！而克休莎关于美国人的那些话是白说的，美国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民族，不过我们要更好一些！我这样说，是以一名东正教会女儿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叛教者，当我跪下来祷告，看着那些圣像，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梅尔兹里亚科夫悄悄地对我说：祷告！祷告！我说：我祷告着呢。而我自己却只在搅动教堂里的空气。但是，当神父维涅季克特出现在我的道路上，我便渐渐地分辨出了美丽，感觉到并不肥沃的秋天大地的气息，落叶飘向那秋天的大地，脚下是一张即将织就的黄色地毯，你走在那张地毯上，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心里充满欢乐，耳畔传来歌声，似乎，他们关闭了外省通向首都的入口，在举办一次永不停止的奥运会，事情还会变得更好，因为，我能凭借自己的生活经历这样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变坏，不愿在抢购一番之后再回去，尤其是那些怀有各种企图的人，那些还没有彻底堕落的人，首都把他们弄得糊里糊涂，使他们腐化了。要进入莫斯科，你得弄张签证，然后你就去吧，否则的话就待在家里，哪儿也别急着去，要不，你就会在夜里做梦，有时还会在梦里喊起来，到莫斯科只有一夜的路程，而且，我还要举出这样一个事实：开向那里的火车都装得满满的，没有空座位，就像在地铁里一样，旅客们就睡在行李架上，而返回时，一节普通车厢里往往几乎只有我一个人。与此同时，我们那座城里的人口却没有减少。我结过两次婚，也就是说，是在二十三岁之前，两次结婚都是犯傻，但是问题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