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平在电子信箱里收到了肖娜的来信。
国平：
你好！
好久没有通信了，你一切都好吧，龚燕和辉辉都好吧？
我一切都好，每天的生活尽管还是老样子，但毕竟是取得了很大收获。我们课题组的实验项目已经告一段落，目前组里的人正在分头修改实验报告，估计下个月就可以全部搞出来了。据我们课题组组长青木先生说，这个报告已被校方决定在校刊上发表，届时还将为此专门举办一个学术报告会。组长青木这一段时间非常高兴，作为奖励，上个星期还带我们全组6个人利用双休日去避暑胜地——有马温泉痛痛快快地玩了两天。
有马是一个既安静又优美的小镇，它坐落在秀丽的六甲山北麓（我们学院及我住的地方都在六甲山的南侧），从我们学院出发，大约三个多小时即可到达。为了能更清晰地领略六甲山的景致，我们一行人是先乘坐有轨电车到达一个叫芦屋的地方，然后从那里再转乘观光大巴沿着盘山公路翻越六甲山到达有马的。有马小镇上温泉遍布，就连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浓郁的硫磺的气味，脚下的石板路也像是被温泉水浸泡过的一样，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红黄色。我们在那里爬了山、洗了温泉、还举行了会餐、唱卡拉OK，玩得十分开心。我还买了许多当地特产——碳酸煎饼，薄薄的，脆脆的，吃在口里又酸又甜，可惜不能与你们分享，不知为什么，每逢这种快乐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地想念你们。
我的日语比刚来时有了很大进步，同伴们说的话我已经能大致听懂了，但要我说出来还有一定的困难。好在大家对我的日语表达方式早已习惯了，常常是不等我说完，他们就知道了我要说什么。何况还有英语作为后盾，所以，交流上已不成问题。
谢晓阳到达日本后的第二天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他现在住在公司的办事处里，办事处在东京的新宿地区，是一个十分繁华的地方，步行到代代木公园和明治神宫，只需十多分钟的路程。他让我有时间去东京玩，他会为我当向导的。为此，他说正在努力熟悉东京的情况和地形。
谢虹前不久也来了电话，说了医院里的一些事。另外，她还说了关于你为了晓阳的事背了处分的事，弄得她心中非常不安，以至说都不好意思再打电话给你了。我听了以后很是震惊，也很不安，说起来，在这件事中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当初如果不是我向谢虹首先提到了你，谢虹也不会去找你的，以后自然也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现在为了办成一件事，人求人的事实在是太多了，但谁也料不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更想不到让你为此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听谢虹说龚燕为此要与你离婚，是真的吗？我想这一定是她的气话，你一定要冷静，过一段时间慢慢就会好起来的。千万不要意气用事，起码是为了辉辉。你是个有毅力的人，想你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并重新振作起来。
我现在才发现，人有时其实是很脆弱的，情绪上的变化也经常是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的难于把握。前两天我就有过这样一次经历，那天在驶往学校的电车里我正在阅读一份中文报纸，突然间不知从哪里飞过来一枚十日元的硬币，重重地打在了我手中的报纸上，我当时实在是气愤极了，真想大骂这个扔硬币的家伙一顿。显然，这枚硬币是冲着我手中的这张中文报纸来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肯定是个右翼分子干的。他们现在趁中日关系紧张之机，四处发泄对中国的仇恨，以至连一张中文报纸都不放过。这使我突然间萌生出了一种不想在这里再呆下去了的念头，再看看我身边的那些日本人也似乎一个个都变得凶险和充满了杀气起来。那一天，我的心情一直都很不好，就像突然间被一只充满了敌意的手推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中，心里充满了恐惧、焦虑、痛恨与不安。但是到了第二天，当我的头脑渐渐清醒下来的时候，便觉出了自己的极端与偏见，并在同事们充满友好的目光中，重新找回了失去的感觉与信心。
一枚小小的硬币几乎在那一刹那间改变了我的一切想法。由此我便悟出了人的脆弱与易变。这也许不能算是什么错误，但却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个共同的弱点。关键是我们该如何学会迅速地从突变的状况和不良的情绪中跳出来，让思维回到冷静的轨道上去，因为任何外界的压力其实都是通过我们自身的脆弱才得以大行其道的，懂得了这个道理也许我们就会变得坚强一些。在这一点上，我相信你一定比我有更强的理解力和克制力。好了，先聊到这里吧。
祝你一切顺利！
肖娜
2005年7月7日
朱国平立刻从网上给肖娜发去了复信，他在信中告诉肖娜，非常感谢她的关心与鼓励，但他与龚燕的事已经彻底结束了。这样做不是因为自己失去了希望和信心，而是不愿意让龚燕以为自己是在用拖延战术来破坏她已经下定的决心。在确信了她的请求和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之后，自己便同意了,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朱国平还把他与龚燕在分手前的那次谈话内容也告诉了肖娜，他认为龚燕的话许多是有道理的，对自己今后的生活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