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气候和大气候
10系的新集体是29个人，巧得很，也是3朵金花。
班上的同学，应届生与工作后又考进来的往届生五五参半。
那年，班上最大的老大哥是32岁，马上就要过了考研究生的年龄，最小的比阿唐还要小上一岁，年龄的正态分布曲线的区间正好是一轮属相的差距。
大哥是和阿唐一个房间，一个从未上过大学的工人，全凭自学成才考上来的，阿唐佩服得紧。
二哥是冰城人，30岁，一个直爽的东北汉子。他后来分配在京东的某部干部管理学院任教，报到后发现当初讲定的解决老婆孩子的北京户口之说，纯属子虚乌有，一怒之下拒绝报到，回归工大参加再分配去了。临行前跑到与他不远的阿唐的单位跟我道别，抱怨那个单位说，“扯啥呢？当我是小孩儿咋地？！”
唉，如果当初阿唐步了他的后尘，就不会有后来京华沉浮的故事了。
三哥是福州人，29岁，小小的个子，浓眉大眼，很会讨女孩子的欢心。当初工大颇有一批夜大电大的女生，向我们这伙85研抛媚眼。三哥的周围莺歌燕舞，此起彼伏。於是，班上的几个不长进的男生就对三哥的做法颇有微词。
阿唐当时正和阿唐太打得火热，对此不置可否，并未上心。等到后来阿唐在京城里经商之际，也曾和一些女性走动颇近，甚至打情骂俏，进而发现，当初大家对三哥的评价有失公允。且不说三哥和众英雌之间并无苟且，即或发生了什么，也是你情我愿，唯有三嫂有权置啄，关局外人何事？呵呵，社会是个大染缸啊，象阿唐这种纯情的男孩子，不几年就给染得龌龊不堪。
四哥是团支书，他偷偷地摘走了班上唯一待阁闺中的金花，毕业后双宿双飞，一同分配到大连逍遥去了。其余的两朵则早已在入学之前名花有主了。
其中的一位，与工大某男生拍拖甚久，那男生却在毕业两年后，一举抛弃了我们班的金花。当时阿唐怒不可遏，马上向金花大姐请令牌要去收拾现代陈士美，谁知电话彼端的大姐一声长叹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五哥是个九头鸟，他是班上的党支书。这厮的文采颇高，口才颇佳，读书很多，出口成章。口头禅是，在罗列了某种事实后，结尾加上一句，“遂偷试一番，幸无人撞见”。
五哥实际上是班上的灵魂人物，这除了因为他的党支书的关键位置，也与他广泛的社会阅历与深厚的思想修养有关。平时他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经常带着寝室的一帮人起哄，如外室有人进来，全屋的人一同大喊，“OUT！” 顿时令到进门之人愕然不知所措。
五哥的另一嗜好是给人起绰号，如第一任班长叫“鬼豆豆”，阿唐叫“河马”，捎带脚地把准阿唐太叫“小河马”。到今天阿唐都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绰号是河马，言外之意是我嘴大能说吗？
不过，正经事情他还是很认真的，而且是个难得的正人君子。
新的班级，核心是党支部。全班有正式党员4人，预备党员2人。
既然大家都从各个行业考到管理专业，自然是想在管理方面做出一番成就。在当时的中国大气候下，要想做官，党票无疑是很重要的，而工大正统保守的气氛，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我们班的毕业分配权在航天部，工大无权插手。明眼人一眼就能看清形势，系里老师的帐可以不买，班上党员的帐不能不买。於是，几位党员在班上的地位炽手可热。还没有走上社会，就开始享受权力的诱惑，尤其是阿唐接掌二任班头之后。
班上的小气候是以6个党员为中心，党员则以五哥和阿唐为中心。
两年时间里，我们一共发展了5个党员，基本上都是好好先生，性格单纯，并且与我们几个党员走动颇近的人。而志向高远，特立独行的人物，均不在入选之列。
是我们几个有私心吗？是我们几个办事不公吗？非也，我宁愿说是人性的弱点使然。
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人性的正常表现：既然权力在我手里，约束只是小团体内部的规则，对人选的取舍相当程度上就来自于个人的好恶了。这是自上而下选择模式的必然结果。
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态大气候何尝不是如此，所谓的精英政治，无非是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
在单一生态环境下，如政治经济一体化，民间的能量和智慧无从发挥的体制下，对执政精英来说，无疑这是一条可行之路。网罗进来的人，都是归化体制的人，即使不是顶尖之人，至少也是守成有余。至於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少数精英，缺乏可以操控的资源，很难掀起任何风浪。
等到九十年代后期，市场经济开放到一定程度，越来越多的精英分子开始游离于体制之外，对政治生活日渐淡漠，在商海里追逐金钱，远赴重洋去开辟新的天地。这样，对执政团体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精英开始掌控相当的经济实力，掌握了最新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的海外人士逾期不归地在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