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应门，被B不容分说，一把拽住就奔了他的房间。当时阿唐本科班上学业最好的一位同学被保送出国，也住在7舍，最近因为住到外语培训班，就把房间让给这哥们住着。
那时学校在晚上11点后，拉闸停电，以便控制学生的作息。B住着的这一侧的房间都空着没人，房间里点了一个蜡烛，灯影晃动，甚是怪异。
B凑近了我，低声说，“阿唐，我刚刚发现了一个秘密。我是一个天才！”
我刚要搭碴，他一挥手制止了我，“听着，因为我是天才，所以今晚有人会来谋害我。我准备了这个，”
说着，从枕头下抽出了一把硕大的改锥，在我面前晃晃， “他们要是来了，我就用这个收拾他们！”
顺手一挥，摇晃不定的烛光呼悠了一下，险险地被扇灭，昏暗中他的眼睛炯炯地闪着亮光，气氛说不尽的诡异。
九月的东北夜晚，气温不是很高，我穿着短裤背心，不禁几分寒意袭上心头。我嗯嗯啊啊地应付着，心里盘算着如何脱身。阿唐也算是条壮汉，不过比起B可是相去甚远，一旦有事，我只有徒唤奈何的份了。
最后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借口上厕所，起身开溜，没敢回自己的房间，跑到别的房间里睡了一晚。
那厮晚上来找我，白天也到课堂上来找，我是不胜其扰。
等到B决定要回家时，一定要拉着我同行，我断然拒绝了。后来，听说他回到家乡，在街头流浪了好几天才回家，我心里大大地不忍，自责连连。尽管当时我已经不是他的班头了，我还是应当陪他回家，因为其家人曾经托付我照看他。这是阿唐为数不多的几件愧疚之事的其一。
最后的消息是，他拿到了肄业证，并且在家乡分配了工作。
最后的一位C在严格意义上不应该算做精神异常，因为并无医生诊断。我个人倾向于应该归类于心理异常。
C是南方乡下人，年龄很小。家里很穷，人又邋遢，不善料理个人生活。
老实说，班上的人很照顾他，因为相比A的内敛和B的威猛，C生就一副娃娃脸，很是为人怜悯。
C基本上是那种尚未长大的类型，每天的日子过得浑浑噩噩，稀里糊涂。
刚上学时，C的志向很远大，立下了21岁拿下学士，24岁拿下硕士，27岁的拿下博士的誓言，最后的结果是学士拿的都是勉勉强强。
C很聪明，高考努了一把力，再加上有好的老师辅导，遂得以高分考入工大。进入大学后，人人都很聪明，学习的计划性和自觉性就变得很重要了，而这正是C的弱项，渐渐地学业成绩就落在人后了。
C的个人生活习惯也很为人垢病，同屋的人对他不良的卫生习惯多有微词。久而久之，C也很丧气，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似乎人人都在嘲笑他，於是在宿舍里长吁短叹，急眼了还会大吼一声，揪自己的头发出气。演变到后来，C动辄怀疑自己有病，时常要求校医给他检查身体，大概属於轻微的怀疑症。
好在阿唐的班级，风气很正，没有人特意与之为难，相反，伸出援手的倒是不少。不然，是一个前马家爵也说不定。
C总算是跌跌撞撞地毕业了，并且分配在南方某大城市的研究所，结局正经很不错。很可惜，他的心理障碍依旧如故，怀疑自己有病的念头时常浮现，所里也是不堪其扰。
回首往事，几多惆怅。三人中尤以对A君的早逝，痛心不已。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如果当时能有局外人对A施以一记当头棒喝，他当不至于日陷自责，终至不能自拔。
现在由於资讯的发达，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的新生的心理成熟程度应该远远好过年轻阿唐的时代，诸如此类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的疾病或许要少得多。
无论如何，我们确实需要检讨我们的教育制度：其一，学校不应该是纯粹的学术象牙塔。孔夫子时代的教育已经定义为授业解惑，可想而知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的传授是何等的重要；其二，高中毕业直接升大学的做法有待商榷。保留入学资格，先工作一两年，有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阅历后再上学是否更佳？其三，校方的社会工作者们的教育方式和手段实在是有待改进，说教式的品德教育远远不如朋友式的交换意见来得见效；其四，一个小班的风气养成，对全班同学的影响极大，强者互相提携则更强，弱者得到关爱不至沦为刀下鱼肉，而风气的树立，则完全取决于班里几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校方如果想要做工作，就做领头羊的工作好了。
当然，方方面面的制度改革有赖于整个社会系统的支持和改进，单靠学校一方的努力是远远不够。
记得当年在校时，阿唐涂鸦一文唤作“当代大学生几个心理疾病的原因初探”，成文后，曾有人要求不要只提出问题的原因，还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呵呵，阿唐今天就补上这一课，权作抛砖引玉。
曾经有一位人品极佳的辅导员老师，对阿唐讲过一个观点：学生就是一颗成长中的幼苗，师长的责任就是剪枝修叶，去斜扶正。今日阿唐，已届不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