堰，还只是鄂西北大山里的一个小镇，千军万马一声令下杀到此处，连工人们都没有地方住，更逞论家属了。所以，姐姐和我就先随妈妈回到祖籍。
我的祖籍是在八百里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几乎爸爸妈妈所有的亲戚都在这乡下务农。爸爸的一个本家侄儿是族内唯一的大学生，还是建国前的老大学生，他在京城某部任职，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了二十几年，一家星散。我是家族中的第二个大学生，我爸爸后来不无自豪地对我说。毕业进京后，我曾去拜访过本家兄弟，老人已去世，长子接待了我，一个工人模样的粗人。我心中有几分感慨，如果不是造化弄人，本家侄子应该受到比我更好的教育。
七姑八姨一票亲戚都相邻而居，十几个年龄相仿的堂兄弟姐妹玩在一起，倒也十分有趣。
70年一开春，我就随堂兄弟姐妹一起上了学，那时我5岁半。
我的启蒙老师姓何，来自省城长沙的一位和蔼的中年女士，带着一个8，9岁的男孩儿。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她是因为什么被下放到农村来的。
启蒙的第一本书，我记得清清楚楚，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最后一课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何老师待人很温和，讲起话来，长沙的口音抑扬顿挫，象唱歌一般，煞是好听。
一次，何老师的儿子生病，没有来上课，我们几个放学后就去探望她。何老师和儿子住在学校后面的一间小屋里，房间很小，收拾的整整齐齐，泥土墙上贴满了报纸。何老师指着一张在糊墙报纸上的摄影照说，那个是西哈努克，他是毛主席从外国请来的客人。那是我第一次得睹流浪王子的尊容。
有一次上课时，我不停地把玩一个沥青做的小球。何老师微笑着让我收起来，下课再玩。我一时窘得不知如何是好，顺手就把小球放到屁股下面坐住。等下了课，我已经找不到我的沥青小球了，它正扁扁地沾在我的裤子上。
最丢人的一次，实在难以启齿。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忽然内急，忙嘱表姐等我先方便一下，遂到路边行大方便。表姐大窘，不停地催我快点儿，我不得不中途放弃，仓皇上路。接下来的事情就更难堪了，一干黄金之物全数便入裤中。回家看到妈妈大呼要便，妈妈连忙帮我脱下裤子，於是一个球状物自裤中滚落。
故乡的一干堂兄弟姐妹中，大姨的长子无疑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这里，附上去年我为表哥写的一篇悼文：《表哥去了》
昨天，妈妈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消息。
什么时候？
去年，胃癌。
我默然无语。
最后一次见到表哥，是2000年父亲去世时。时值寒冬，表哥自数千里之遥的老家赶来奔丧。
甫一见面，发现表哥老了，不再是我印象中的那个风流倜傥的表哥了。那时表哥是50几岁。
2001年母亲回老家安置父亲墓地，住在表哥家，获多方照料。谁料，一年后，表哥就去了。
第一次见到表哥，是1969年(或许更早曾见过，已不能记起)。那时我5岁，表哥是二十二，三岁，高高瘦瘦很精神的样子。我记得父亲送他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一个在那个时代很稀罕的物件。表哥常常给我们转述里面的新闻。
记得一个夏夜，收音机里传来“东方红”的乐曲声。表哥告诉大家，这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自太空发来的，并指点我们辨识划过夜空的那棵卫星。若干年后我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个繁星璀璨的夏夜，或许就是启蒙。
那时在我心中，表哥的形象是很高大的。他是老三届，如果没有文革，他一定可以读大学，父母是这样告诉我的。在子侄辈中，父亲最看重的就是表哥。在我们家的像册中，表哥的像片是最多的，其中一张是在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时照的。家里还有一个红卫兵袖章，是表哥见毛主席时带过的，他又转送给我们。后来，我加入红卫兵时，这个袖章又带在了我的胳膊上。
第二次见表哥，我已上小学三年级。记得他曾为我捉刀一篇文章，大意是写故乡新貌云云，实在写的太好，结果老师一眼就看出出自高人之手。
那时表哥已结婚三年。表嫂是一个能干的社队干部，开朗外向泼辣的她，与内敛深沉含蓄的表哥，互补长短，天造地设。我记得那年春节，大队还是公社开茶话会，表嫂特意带上我去打牙祭。那一晚上花生糖果的滋味，现在想起来，还是香香甜甜。
表哥当时在公社帮忙，常常带我到他的办公室玩。公余之时，他会拉起二胡，唱一曲样板戏，端的是有板有眼，绕梁三日。社里的干部会走过来欣赏，并盛口称赞。表哥总是淡然一笑，说，随便玩玩。若干年后，我也迷上京剧，闲时哼唱几句。时发梦想，有机会要与表哥合作一番，一唱一合，不亦乐乎！渠料已是天人永隔，再难聚首。
1985年大学毕业，是我最近一次回到老家。表哥对我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表弟很是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