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牌可以独坐自怡，故功令不禁以为非赌具也。或旅馆萧寥，或蓬窗寂静，未携书籍，更鲜朋欢，时一拈弄，足以消暇。”这类情形，似乎我们也可以找到旁证。据五十三年八月十九号《中央日报》有这样的报导：“ 台湾省政府昨天指示警务处：扑克牌为现代社会家庭高尚玩具之一，欧美国家早经普遍提倡，并有国际性的比赛，本省年来亦渐风行，应视为正当娱乐工具，准予公开买卖，以供需求，但不得为赌博或类似赌博的行为。”按：台湾省政府原为“维护社会善良风俗”，曾于民国四十三年下令禁止扑克等的制造、贩卖及陈列。十年后改变态度，如此，似与宋朝的“功令不禁”不谋而合。这也可说是一种对娱乐的新观念。
三、麻哥儿请了
上面几种赌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的已经失传，有的已被淘汰，有的已降到第二流的角色。唯有一种赌具，自明朝以来，推陈出新，自“马吊”而“默和”，自“默和”而“花将”，自“花将”而“马将”，自“马将”而“麻雀”，自“麻雀”而“麻将”，一路青云直上，最后赶过了所有赌具，而成为赌国仇城国的魁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麻将军”！
为了对“麻将军”致敬，这一节让我们专谈“麻将军”的身世。又因为“麻将军”是我们的“国赌”，让我们先从“国赌”谈起。
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国”字当头的伟大民族，别人有内外神经，我们有“国医”；别人有拳击角力，我们有“国术”；别人有声光化电，我们有“国学”；别人有交响重奏，我们有“国乐”。总之，凡是别人有两下子过来的，我们都有两下子回敬。但回敬尽管回敬，有时候，我们未免觉得实在不如人。例如我们的“国医”还在寸关尺阶段，我们的国术还在打花拳阶段，我们的国学还在理气一元阶段，我们的国乐还在丝竹入耳阶段。……这些国粹，在世界性的标准面前，我们都称不上唯我独尊，想来想去，有一件真正可称得上舍我其谁的“国宝”，那就是“麻将”。
在一册日本人和美国人合著的《麻将入门》(Mah Jong ForBeginners) 里，第一句话，就称麻将是“中国的国戏”(The Na-tional Game of China)，岂但是“国戏”，麻将同时敢是中国的“国赌”，关于这种国戏和国赌，吾友居浩然先生的一段奇文，道尽了它的伟大：
“牌而能摸，又能自摸，除了绝顶聪明的黄帝子孙外，谁也不能发明。洋人赌扑克，简直是自找气受。蒙特卡罗的轮盘，操纵在人，更无享受可言。惟有十三张筒子，这听一筒，这时候自摸一筒，中指的指纹与一筒的圈圈慢慢擦过，真比服下仙丹还要快乐。牌虽未看见，心里有数；然后翻开，验明正身，确是一筒，大叫一声‘自摸’！做皇帝也不过如此。”
也许正因为中国人不能人人做皇帝，所以麻将才那么盛行；又因为中国人不能人人讲求卫生，所以才流行了“卫生麻将”，——麻将有那么多好处似犹未足，还要把它跟卫生排在一起，真亏黄帝子孙想得出来！
黄帝子孙之好打麻将，至少已有四个世纪的历史。麻将的前身是“马吊”，当时还是四十张纸牌阶段。故杜亚泉在《博史》里怀疑：“西洋纸牌（扑克）与吾国古代之马吊牌，有相当之关系，因其类似之处甚多。”可是在这方面，这回轮到洋鬼子不进步，而是我们进步了。我们的马吊牌，已随着时间的演变，立体起来，四百年精益求精的“摸索”，终于演变出一百三十六张堂堂之阵的麻将军！
麻将军征服了中国还不过瘾，在光绪三十三年（一九０七），又继薛平贵之后，开始东征。不料日本这个民族，却与咱们迥异：第一、日本人勤劳，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浪费，所以麻将流行不起来；第二、日本人入“道”之风太浓，本来赏花、钓鱼、喝茶、下棋等等清爽之事，都被日本人“花道”“钓道”“茶道”“书道”“棋道”等等认真起来，麻将一门，也不例外。日本有“麻将联盟”，有最高手川崎备宽，高居“麻将八段”，在马虎成性的中国人看来，麻将被这样送入“魔道”，有何趣味？至于佐藤弘人写什么“麻将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更属自找麻烦。大概日本人的认真，使人倒掉了胃口，麻将之不能取代“角抵”而成为日本国戏，理当在此。
至于麻将军西征的情形，比东征更糟。洋鬼子们更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吃碰和”，来“海底捞月”，来“杠上开花”，所以“麻疯”无法广被——麻将军只会害我们，却害不了人家！
晚明诗人吴梅村写《绥寇纪略》，说明朝亡国，乃亡于马吊。四百年来，马吊的后身，却攀着明朝的子孙，从子夜直到“明朝”！
吾友胡适之先生在三十年前，就写文章谈到麻将，据他估计：“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