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别，他们之所以打电话给七爷，是还不知道刘路是学生。 如果他们知道了刘路的身份，打电话给七爷的是校方。我们报警的结果是刘路两头都受罚，还得关几天，搞不好还得被学校开除。我敢肯定那黄毛不是神木村人，他是在鼓水，我也清楚，能管事的人就在附近。这样吧，你们就在这儿等着，我去找找幕后操纵者。”
旺兴伯说：“拜托！”
我离开人群，搜寻了一下，嘿嘿，还真发现不远处有一位四十来岁的大叔在锄地，他有心冒心，时不时地往这边张望。
我朝锄地大叔走去。
“干部大叔，休息一下，抽支烟哒。”我边说边递上了一支烟。
大叔停下，拄着锄头，接过烟，说：“小伙子，抽烟可以，喊我干部就不行，我不是什么干部，”
“莫谦虚嘛，我虽然年轻，但一个人有冒有官相，我是看得出的。而且我还知道，要是大叔真是干部，也绝对是一好干部，因为您有着一张好人相。”我继续拍马屁。
大叔笑了笑，说：“一个村主任，算么子卵干部喽，说得不好听一点，也就是一只为村民跑腿的狗。”
他朝大树努了努嘴，问：“你跟那小子是一个村的？”
“嗯，邻居。不过我不是来赎人的，是他爷爷租我三轮车来的。”
大叔感叹地说：“那小子这下有得亏吃了，放着好人不做来做偷鸡摸狗的勾当，我估计吧，不出个几千块钱是领不走人的，没办法，民愤太大了。”
我咬牙切齿地回应道：“对，一次就治死他！他也不想想，咱们老百姓喂大一只鸡容易吗？孵下一窝小鸡，狗要咬，黄鼠狼要叨，还得这病和那病，等到鸡可以下蛋时，已经剩不下几只。贼偷的不光是鸡，偷去的是咱们老百姓的希望。”
“哎，你说在都是良心淡话。怎的？你也恨那小子？”大叔问。
我编道：“恨，说出来的全是恨！那小子的爸妈不在家，他爷爷带得娇。去年的冬天，他把我家的黑狗给打死，约几个什么狗屎黄龙帮的烂崽子来大吃狗肉火锅，我妈找他论理说我家的狗你干吗给打着吃了，他说就是要打死，就是要吃了它，原因是他不喜欢我家的狗。我妈就回了一句说他们这是在吃上路食，吃了不得好死。你说气人不？他们居然当晚就往我家的猪栏放了一把火，幸亏发现得早，我家的猪才没成烤猪。我们报了案，他们也被抓去了，可结果一天都冒得，那小子就被放了回来，原来他的堂舅舅是朱应平县长（确实有一点亲，但不是刘路的堂舅舅，是他的一个堂兄弟的堂舅舅，算是瓜棚搭到了柳叶）。那小子入了帮会，又有后台，一冲动啥都做得出来，我们是奈何不得。刚才，我看着他胸前的血印子我就解气，你们真英明，没把他送派出所，不然一个屁久都冒得他就会出来。”
“这么牛！朱县长怎就不帮他父母就近找个活儿，也好管管这野小子呀？”大叔不太相信地问。
我又活灵活现地编道：“嘿嘿，你这么一问，我得给你说个笑话了。那小子的爸爸叫刘省堂，他谷箩大一个的字，大概认不得一粄桶。早十年前，朱应平还是一副县长，刘省堂就去找他要一份工作。朱应平还真就给他在某乡政府大院找了一闲职，干啥我不知道，但村里人都知道他在上班的第一天就出了一个大笑话——他在看报纸时，居然把报纸拿倒了。乡政府的人问他在干吗，他说在看国家大事咧，干部们哄笑，结果可想而知。回来后，刘省堂的老婆骂他装什么装看么子卵报纸，好好的工作做一天就给丢了，刘省堂委屈地说不能怪他，要怪也得怪那张报纸，怪那张报纸上没有他所认得的一个字。于是，我们村就多了一句歇后语：刘省堂看报纸——到（倒）了。刘省堂至今还在江苏的一铁厂干苦力，他老婆得跟着他，怕自己的老公不认得字而吃亏。不过，说实话，朱县长对他们家还真不错，过年常送东西给他们，毕竟是堂兄妹呗。”
大叔听了我的笑话，没笑，而是一本正经地说：“嗯，要说朱县长，我没跟他打过交道，不过看上去还蛮和气的。我叫胡一水，神木村的主任。我也是刚看到他们把那小子绑了，这样做真不太像话，是严重违法的。你们把他领回去算了，毕竟还是小孩子，长长记性就行了。”
我连忙送给他一包芙蓉王烟，说：“别呀，我这就求您再让他受受苦，再磨磨他的角哒！”。
胡一水接过烟，说：“你这后生仔，没安好心，心眼小。什么事得化干戈为玉帛，人家还小呗，我们得给他改正的机会。不看在那小子的爷爷面子上，就看在朱县长的面子上，走，去给那小子松绑去。”
胡一水跟我一起来到人群里，他大声嚷嚷：“干啥干啥？还有没有王法？你们竟敢在这里绑人示众！”他边嚷边解开绳子。
黄毛不满地说：“主任，他是贼呀，还冒赔给我们钱。”
胡一水严厉地对黄毛说：“你少起哄，你自己把自己的屁眼刮干净再说。他也在你们村偷了鸡吗？”
“没有。但是，偷了你们村的鸡呗。”黄毛老实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