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粮食除了保证区域内民众生活需要外，再额外负担千万人口一年生活需要也不成问题。况且，秋粮也应该有个不错的收成。
可西北这边有了粮食却不能向外送。华美公司头上顶着美国公司的帽子，南京当局和各省要员心有顾忌不会乱来。但若是人民军外运到各省的粮食，几乎可以肯定将被各方以“敌资”的名义截留。而截留下的粮食基本上不会进灾民口中，反而会落入要员们的私囊。况且，那也不利于向西北转移灾民。
赵振中深知，党国要员们的贪婪是没有底限的。这从美国白银法案实施以来南京当局的作为，特别是孔祥熙所拟订的政策，及其勾连要员通过中央银行大量出口银元获利的行径中就可看出。
中国的银元虽然成色不一，但面值一元的银元基本上含银量在22克上下，用美制换算的话，则大约为0.7555盎司。在34年10月中旬时，一元的大洋所含白银，其国际价格比国内价格高25以上；到35年春天，一元大洋的国际银价已超过国内银价50以上。此时，向国外出口一千大洋就可获利300到400元。
有这么大的利益驱动，白银走私自然成风。为了阻止白银外流，财政部长孔祥熙先是禁止白银出口，后见禁令并无多少人理会，便又于34年10月15日明令对白银出口征收10的关税。
在征税阻止白银外流的同时，孔祥熙却给经营外汇和金银交易的中央银行以白银出口免税的政策，使中央银行能够独家向海外出售大量中国白银，获取高额利润。若这种方式是公事公办，那也算是对中央银行充实资本或弥补国家财政的有效措施，但实际上，孔祥熙却国器私用，将这免税政策变成了自家和一些党国要员们大发横财的机会。
通过设立在上海租界中的华美分行和在美国的唐明等人，南京当局在白银外流上的举动赵振中虽然不能一清二楚，但通过有关情况却也大致猜个差不多。
种种限制之下，既不想肥了那些蛀虫，还希望能救助、转移更多灾民到西北，赵振中只能另想办法。
和田云逸、周安舒等人商量过后，赵振中还真找到了几种办法：
一是通过朱庆澜领导的慈善会和华美公司有关人员到灾区招收灾民时，在正式招收的老弱妇孺和一定青壮之外，让更多的灾民知道“到了西北有活路”，鼓动青壮自行去往西北。当然，这个法子适合距离西北近的晋、陕、绥等省。
二是让沂蒙根据地想法收留一些临近区县的灾民，减少山东灾民到西北的数量。山东今年因黄河、运河同时泛滥，灾民数量超过了350万。这么多的灾民全部转移到西北肯定是不现实的，只能从中挑选一部分。
三是朱庆澜等人招收并转移到西北的灾民应以河北、河南，以及鲁西北等地灾民为主。
这样一来，老弱妇孺和适量青壮由朱庆澜招收后转移到西北，而晋、绥、陕甚至冀、豫等省的青壮则可自行西去，加上周明远在沂蒙再招收部分灾民，应该可以救助、收留更多的灾民。
当赵振中把有关方案电告在沂蒙主持工作的周明远等人时，周明远经过仔细考虑后却又向赵振中提出了第四种方式。通过周明远所提的这种方式，不但可以救助更多的灾民，而且还和护卫军在山东未来的战略安排有机结合起来，并在赵振中此前所提的战略框架上做了进一步发挥。
接到周明远的回电后，对于其中救助灾民的事项，赵振中自然赞同，便通过华美公司系统予以开展。而对于护卫军未来在山东的发展战略，因将来要由谷海川等人具体落实，赵振中便把在军政大学学习的谷海川、姜一山、张公远几人分别找了过来，仔细研究沂蒙和山东几个不同方面的问题。最终，一个以周明远建议为基础，经过几人补充完善的护卫军未来发展方略呈现在赵振中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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