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碎牛在渭城火车站望眼欲穿地把同行的战友等齐的时候，站里站外早已挤满了等待乘车的人群。
这些人九成都是兴奋不已且躁动不安急于外出串联的红卫兵。
城乡差别使他们分别拥挤在不同的群落里。身居城市、身着黄军装的红卫兵英气勃勃，他们挽着袖子戴着红袖章，胸前无一例外地都别着一枚烁烁生辉的、由渭城市铸字机械厂代表全市革命造反派敬铸的**纪念章。来自农村的中学生却衣着单调。虽然洗去了往日板结的陈垢，但以黑色为主色调的对襟上衣却展示着家织布古朴与丑陋并存的地域特点。他们也有戴着袖章的，但那给红卫兵增色不少的领袖纪念章却难以悬挂在他们胸前，也就更不敢奢望穿上一身提神的黄军装了。虽然不同的生长环境让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聚集群落，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期待着尽快踏上那未知的、激动人心的革命大串联的征途。这些向往着探索神秘而陌生环境的年轻人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期仪和渴望，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不曾有过的幸福和激动。
城里学生带着最简单的行李：**语录本和最流行的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书包。农村的学生除过语录本以外随身携带的行囊就显得古怪而臃肿。形形色色的口袋装着形形色色的行李，从换洗衣裳鞋袜到油泼辣子锅盔馍，从臃肿的被褥到家藏的铜脸盆；应有尽有。
大部分红卫兵对串联时应带的东西都能聪明取舍，但也有毫无外出经验的笑话——把跨省串联错误地理解为一次有组织的集体远征——排着整齐的队伍，随身携带着最不方便乘车的造反队大旗以及为了能随时热烈宣传最新指示的发表而须臾不可离手的锣鼓家伙。当大旗飘扬、锣鼓齐鸣，意气风发、浩浩荡荡地列队来到火车站时，这才意外地发现平日威风凛凛的造反队旗和鼓舞士气的木鼓铜锣在进站前就已经成了巨大的负担。火车站的混乱也让他们明白了没有那节车厢是专为他们准备的，在有序登车的希望破灭后，他们才彻底明白：原来大串联并不像当初理解的那样是一种拉练式的集体活动，事实上它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行为。于是，偃旗息鼓后造反队旗就折叠起来进了行囊，而长长的旗杆则因其刚直不阿和携带不便而惨遭丢弃。
一个卖冰棍的老汉背着个空冰棍箱子，左臂上抱着十几根旗杆正在左顾右盼地站在路口搜寻下一个目标，这些意外之财使老汉高兴地合不拢嘴又忙碌地像个陀螺。
锣鼓家伙则因其经济价值较高和在人们心目中难以替代的重要性而无法舍弃。于是，写着所有者名称的纸条就贴满了这些宣传工具。锣鼓们就小山般堆积和暂存在车站的露天货场上。至于这些极其重要的宣传工具是否会在日晒雨淋中损毁、或是在大串联回来后失去踪影，以及临时标签能否熬过雨季，那已经是存放者心照不宣有意回避的话题而不是眼前能考虑的事了。
丢掉了碍手碍脚的行头，轻装后的红卫兵立刻展示出年轻力壮的特点。他们排成尖刀队形，蜂拥着、依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挤开人群，像利刃劈开毛竹般一鼓作气地冲到进站口。在挤倒了两侧无数的乘客和零散的红卫兵后、在翻越了剪票口和附近的矮墙后，笑容满面地嗷嗷叫着、依胜利者的姿态汇入到早已密不透风的站台上的人群里。
过去那令人生畏的剪票口如今只是一道象征性的矮篱笆，对于身手矫健的红卫兵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甚至是可笑的；偶然的阻拦作用也只是为了更好地让负有重大历史使命的红卫兵能在乘客之前率先进站。往日那气势汹汹、威风八面的火车，如今在红卫兵面前气喘吁吁的像一头难以负重的老牛。广播里反复通告着列车晚点的消息，几乎每一辆客车都晚点数个甚至是数十个小时。越是人多，车就越不走。铁路工人苦口婆心地劝说着那些半个身子悬在车窗外、半个身子早已爬在车窗里的红卫兵，希望他们松开紧紧抓住茶几的双手下来，以便让火车能尽快地发出站去。但红卫兵的钢铁意志却让这些铁路工人一筹莫展。许多人已经等待了一天一夜了，肝火炽盛、焦急万分却又不得不继续等下去。每一趟开过来的火车几乎都是意料之中的暴满，接着就是意料之中的晚点和更属意料之中的冲锋陷阵。站台上红卫兵焦虑的情绪早已转化为怒不可遏的暴躁。他们失去了外出串联的好心情带来的短暂的耐心，砰砰砰地擂着每一列客车的门，又一次次回过头来叫嚷着要造车站的反，怀疑他们是在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忙，阻碍中央文革小组倡议的革命大串联。更有甚者，还有人煞有介事地约见站长：勒令他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将红卫兵送上进京的列车，否则，就以破坏革命的大串联论处。
车站上瘫痪着十多列客车，有头朝东的也有头朝西的。玩世不恭的学生也不少，许多红卫兵以能把自己的造反队旗蒙在火车头的前端而自豪。他们理想的乘车方式深受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感染：手抓扶手、贴在火车头的两端手持猎猎的造反队旗移动到下一个车站和下下一站。但也有例外，有人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