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许多知识的确对我终生受益，但也同时有时也感到越来越糊涂，我在书本里找到了很多模棱两可的疑难问题。对此，我抱着虚心和虔诚的态度，我把它们一一记在笔记本子上，希望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弄清楚它们。有时候，我还希望那位北京学者能尽快前来，好让我有机会当面向他请教，共同探讨有关问题——我看得最多的是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我简直对这本书爱不释手，翻来覆去地专门研究，从此至今仍然，这本书是我睡前必看的枕边书——虽然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也就是说对我专门了解这一病情的帮助而言不是直接的，但是我的确从中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现在，邻居保姆是我现在唯一值得信赖的人，我有什么事情都会跟她说。除了保姆，大概整个别墅小区没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甚至没有人知道我患了这种莫明其妙的怪病。或者人们根本对此漠不关心。当然，因为这种病不似当年“**”一样广为流行，而且没有传染性，也就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恐慌情绪，甚至也没有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人们照旧如常地工作和生活，疲于奔命于生计，或者寻求每天诱惑着他们的各种赚钱机会，这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天底下最紧要的事情，因而对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觉得十分遥远，无暇关注诸如此类的事情。人们脑海里仿佛只有一个信念：前进，勇往直前，胜利，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总而言之，人们在激烈的角逐中，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对此类事情的心态渐渐显得很平静。当然，我不能说他们对此置若罔闻，但人们往往习惯于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当然，虽说这种病症尚未有大规模扩散的迹象，虽说仍然是小范围的个别现象——不幸被我撞上了——但至少没有因此而得到有效的控制。难道我们就应该因此而无动于衷、高枕无忧吗？那一天邻居保姆告诉我，就在昨天晚上，我们对面那位中年人不明不白地猝死在自己家里。这是我们眼前又一个活生生的人悄然离去了啊。这一天他的亲友都来了，屋里屋外聚集了不少人，但是一切显得那么平静自然。没有紧张气氛、没有悲伤情绪，更没有恐惧场面。如果不是昨晚听到那辆救护车顶上那种“乌鸦乌鸦”的声音，人们根本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倒让人觉得他们正在搞什么派对似的。现在，他们有些人正在谈论市场高企不下的物价房价，有些人在谈论股票升跌行程，有些人正在热烈地谈论最近一位电影明星的奇闻怪事，有些人还在手机里玩电子游戏或发微信，几个亲人在讨论今天大家应该在那里聚餐，由谁做东付款……我回想起童年时代每天背着书包往返学校，路过那片乱葬岗时的心境，我每次都处在一种阴沉、沉寂、紧缩的，或无法解释的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大概和我一样年纪的每一个同伴都经历过。我曾经历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后来我看到或听闻类此的以及更惊奇的不幸，但是当初它给我留下了强烈的、最初的、不可磨灭的、对许多后来的印象起决定性作用的印象。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山上玩耍时，有一位同伴不小心从山岗滚下山谷，他被大人抬回家里的路上已经断气死去。我们从事故发生之时连续几天都吓得面如土色。我当时的确还不甚懂事，在邻居同伴父母及亲人守灵呼天喊地的悲痛日子里，我几天几夜慌乱不安的没有合上一眼。这一次，让我第一次明白生死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时候，如果村子里有一个人不幸去逝，立即惊动全村人。那怕是一位寿终正寝的老人；倘若有人死于非命，更是一件惊动四邻八俚的大事，阴郁的氛围在相当长的日子里浓罩不散。一想到这些情形，现在仍然觉得有点恐惧。当然，这不代表我推崇过去的那种哀掉方式，让人沉缅于伤痛而不能自拔。但是，我们在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中对逝者的淡然或无动于衷，没有像过去一样一段时间的沉缅伤痛，这究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吗？可我总觉得现在人们对死难者未免过于草率，未免过于麻木。正因为有那么多活着的人对死者视而不见的淡漠与随意，现在才会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产生严重偏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知一天有多少生命嗷嗷诞生，又有多少人冥冥消失，别说诸如发生地震、洪涝、海啸之类的天灾，仅是**——如矿难、包括频频发生的车祸，每天已经不知戮杀了多少无辜的生灵。这些灾难事件所造成的死亡数量难道不是比一场战争来得更惨烈吗？我们像一台推土机，把着机械的方向盘，操纵着整部机械的整体运作，注视前方推倒的泥土，忽视零碎部件的运行，我们眼睛一味盯着前面，并不懂得如何一个个地认真保养好这些零部件，使其自然而顺畅地运行，直到忽然有一天某个零部件发生故障，才回过头来检查修理一番。这就是当今世界的现实。更有一些人，一些活得已经不耐烦的人，他们视别人的生命于不顾，唯恐天下不乱，甚至觉得动乱、战争、死人是一件最好玩、最刺激不过的事情。那么，当他们神志恢复过来，精神状态正常的时候，还有勇气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吗？难道也要让他们像我一样面对死亡的威胁之后才会大彻大悟吗？现在，我在自己的家里仍然感到毛骨悚然。虽然在医院刚刚住了三天，我却像出了一趟远门一样，眼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