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儿额外的支出。宅心仁厚的老太太，通晓人情世故，事事做得光鲜，处处受人爱戴，她从不孤独。
2003年初春，一种后来被命名为“**”的病毒以势如破竹之势打破了人们平静的生活，只听得电视新闻里每天都在播报又有多少人感染，又有多少人不治身亡，又有多少人被隔离。连首都北京平时最喧嚣的街巷也已经空空如也，每天都不断有新的感染者被发现。全国的民工大举返乡，却又因为怕他们携带着病毒回来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感染，民警在车站把他们半路截住，送到隔离点隔离开来。平时最普通的板蓝根冲剂被传有预防“**”的功效后，药店就再也买不到板蓝根了。一时间人心惶惶，摇摇欲坠。最让人感到恐惧的是据说这种变异的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更令人绝望的是暂时无法救治，一旦被感染就只有等待死亡，而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你却不能和亲人呆在一起。这种就像在科幻电影里才有的世界末日境况，当时确实给了我这样少不经事的读书郎带来了不少恐惧。那时间，我还在县里封闭式的第三中学念书，学校相对封闭的环境总让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已经大变样，我幻想中外面的景象是这样的：狂风肆虐，纸屑垃圾漫天飞舞，商店的店招半挂在风沙中晃荡，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撞毁的汽车横七竖八地停在道路中间阻断了交通，庄稼全部枯萎**，到处都弥漫着黑烟和浓烈的刺鼻味道，河道里飘满了面目全非的尸体，活着的人躲在房子的阴暗角落里瑟瑟发抖，社会秩序已经陷入一种完全崩溃的状态，强盗歹人到处杀人放火……总之，我想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再也毕不了业，再也回不了家，再也见不到母亲父亲和外婆外公了。紧接着，学校的一道通知彻底让我陷入无助，这个月的归宿假不放了，下个月再放，家离得近的，让父母送生活费来，家远的，学校先垫付。我瞬间觉得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消散了声音，变得寂静无声，我的内心作了艰难的斗争后，还是决定给家里打个电话，尽管有可能已经听不到母亲的声音。我摁着电话号码的手指在发抖，电话亭里金属电话的按键冰得摄骨，每摁一下都仿佛要用尽全身力气，我举着听筒的手臂放佛承受着千斤巨石，电话那头传来“嘟、嘟、嘟”接通的声音，每一声都如同钝器扎进我的脑袋。
“喂”，母亲在电话那头开口说话了，“妈，你们在整啥子呢？”“刚刚从外面回来，这个星期回来不？”“不回来，学校说下个月才放假”，“哦，那我过两天把生活费给你拿来”。“恩，你们没的事嘛”，“没的事啊”，“那你跟婆婆他们说，这几天就不要去赶场了哦，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好哦，你在学校头好好读书哦”。我心里想说些类似于“我爱她”这样直接的话，终究没能开口。同其他孩子一样，我们从小接受的爱就是含蓄的委婉的，或者说是直接用行动来表示的，所以这时候我竟然没能有勇气说一句“妈，我爱你！”这样再自然不过的一句亲密的话。我想先做一点铺垫后再说一句表示关切的话“我看新闻头说好多从外地回来的人都被隔离了”“恩，听新闻头在说，我们这儿还没有发现的有”，“反正你们还是注意点嘛，没的事不要出去耍”，“好哦，你还需要啥子不，过两天我一起给你带来？”“不要了，那，我就先上课去了哦”“好，那就中嘛，专心读书哦！”“恩，好”。
逐渐得以控制的疫情缓解了紧张的神经，但是阴霾并没有完全散去，学校与外界仍然是完全隔离的，家长只能在校门口探视孩子。门卫来告诉我说校门口有人找。是外婆和外公来了。外婆一见到我脸上就堆起了笑，她把竹篼放在地上，隔着校门的铁栏杆，从栏杆缝里把带来的吃食一包一包递给我，每递一样她都说明是什么，有咸鸭蛋、松花皮蛋、甜皮鸭、卤猪头肉、卤猪尾巴，还有顺道买的新鲜枇杷，每样东西都用塑料袋包扎的严严实实，外婆如数家珍地把所有东西给我以后，她裂开嘴巴，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像是完成了一项光荣的任务，随即她边掏包边说：“分点儿给你姐”。二姨的女儿也跟我同在一所学校，并且是念同一年级。外婆拿出一张包裹得鼓鼓囊囊的手帕，一层一层地剥开，把生活费理得平平整整地给了我，她又嘱咐了我几句，上课铃一响便催促我快去上课了。“**期间”外婆来看过我两次，但她并未跟我聊过关于“**”的话题，或许她根本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相反的，比起母亲交给她的给我送生活费的任务，她却是兴致高昂，想必是精心准备了一番。我回过头去看依旧站在栏杆外望着我回教室的外婆，她满面慈祥，眼神中透着期望，多么可爱可敬的外婆。
我的第一部手机是外婆督促母亲给我买的，那是我刚上大学后不久的事。那时候手机还算得上稀罕物件，小灵通也多有人使用，但过后两年就少有见到有人使用小灵通了。小灵通和BB机都曾经在人们的通讯生活中风靡一时却又很快消失，急促得犹若流星。人们的移动通信生活不过二十余年，在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改变的同时，它自身也迅速地彷佛瞬间从刀耕火种时代跨越到了全机械化时代。90年代初，一部“大哥大”要上万块，那时候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