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静是下放四年后的1979年秋天，随着知青点的撤销，和全体知青一起招工进东方港务局的。 那年她二十一岁，终于成为梦寐以求的工人阶级的一员，兴奋极了。计划经济时代，修地球的农民和开机器的工人，虽说都是劳动阶级，也都是领导阶级，而且工人农民还是一家人，但实际的社会地位，却有天壤之别。
但母亲反对她当工人，要她再复习一年考大学。凌静经过两次挫折后，已经失去了信心和兴趣，她执意要进港务局。母亲在南山县的县城，港务局在东方市，东方市是地级市，下辖南山县，两地相距二三百里路，正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终母亲拿凌静无奈何，只是更增添了对她的反感。
凌静参加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成绩只差两分而名落孙山。其实在知青点里，她的文化功底最好，只是因为担任队干部和知青的领导，怕复习功课，影响不好，就没像别人关在家里，全力复习。邱萍倒是请了病假，还把凌静母亲捎来的复习资料全都借了去，又请了一个中学老师作辅导，成绩还是比分数线差了一大截子，第二年干脆连名都没报。凌静倒是很有信心地报了名，还请了长假，决心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可又因摔伤住院，失去了高考的机会。
看着同伴中许多比自己学习差的都考上了大学，凌静失落极了，痛苦极了。失落痛苦极了，人就容易走极端，于是捂上被子，大哭一场，把所有的复习资料，付之一炬。当凌静把放弃高考进城当工人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气得大骂一通，说如果是小时候，非把她的腿砸断不行。还说几个孩子，就是她最不听大人的话，总是跟大人反着来，让人操透了心。
听了母亲的训斥，凌静虽然很痛苦，但暗自得意的是，终于可以自立了，终于可以摆脱母亲的管制了，终于可以自由选择了。是的，母亲说的不错，自己从小就不讨大人喜欢，好自作主张，常常跟大人顶嘴，对着干。她也知道大人管的严，是爱自己，但是她认为那种爱不仅不能给自己带来快乐，而且还是对自己身心的伤害。比如，她上中学时，喜欢在自己的衣服上，缝一些自制的花饰，还送给别的女孩子。母亲却大怒，说这么小的女孩子，就知道花枝招展，将来一定会招惹是非。于是就把那些花饰全都拆下来，扔在火里烧了。为此，凌静暗暗哭过好几场。有男同学来找她，也是罪大恶极的事。后来进了宣传队，母亲之所以没有干涉，是因为那时她正在学习班学习，鞭长莫及。要是知道她演《白毛女》中的喜儿，和大春跳双人舞，非气疯不可。
凌静始终想不明白，人人都夸她漂亮，夸她聪明，夸她品行好，可母亲为什么总是不高兴。
如今她招工进城，远离了母亲，真像小鸟出了笼，想飞哪里就飞哪里了。而她父亲知道后，倒没说什么，只是叮嘱她要好好干，有机会了，还是要读书的。
那时文、、、、革刚结束，到处拨乱反正，大干快上，凌静和邱萍一帮知青姐妹们还保持着下放知青的那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干劲，上班不久，就向局里递上请战书，组建了“铁姑娘装卸队”。像下放时的“铁姑娘队”一样，大家原班人马在一起，干得热火朝天，再重的活也觉不累，月月超额完成任务指标，甚至超过了男工人。于是各级先进都是她们的，成为港务局一道特殊的风景，也成为局里重点培养女干部的基地。
凌静是队长，邱萍是副队长。邱萍虽然觉得只要自己和凌静在一起，就永远比她低一档，永难超过她，实在晦气、沮丧，但又很快乐，因为凌静是她遇到的最好相处的人，名利不争，还尽让着别人。出席各级先进表彰大会，凌静都是尽可能让她去。工作两年后，局里分配一个职大名额，凌静让给了邱萍，邱萍感激不尽，临上学的头天晚上，两人睡在一张床上，聊了一夜。
这时邱萍正和一个在校大学生谈恋爱，隔三差五向凌静传递进展的情况，而这时给凌静提亲的也渐渐多了起来。凌静刚入党，是干部培养对象，自觉年龄不大，再说也没遇到可意的人，就一概拒绝。再说了，中学时那段朦胧的初恋，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心头，常常幻想，一个年青的军官会出现在自己面前，或者会收到一封厚厚的从部队寄来的信。也正因为如此，她对别的男人，提不起一点兴趣。有时甚至会想，人，为什么要结婚呢？为的是生一堆孩子，整天操心劳日吗？一个女的，为什么非要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呢？
邱萍就不是省油的灯了。她下放时，就曾和几个知青半真半假的恋爱过，进了港务局不上两年，就谈吹了五六个，其中有技术员和科长。最终敲定的，是一位副局长介绍的远房侄子。那侄子从农村中学考上了东方市的师范学院，正读大三。两人三五天见一次面，虽然谈的热火朝天，但别扭却不断。一会儿男的不理她了，一会儿她又不理男的了。一会儿因为男的在她生日那天没给她礼物生气了，一会儿又因为女的瞧不起男的乡下的父母不理女的了。一会儿女的嫌男的太不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