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大春疼痛不说，还可以借此集体升井。
刘喜百感交加，嘻笑、愤怒、悲哀在脸上交替出现。亏得在井下，他的脸上挂满岩粉，又因困倦疲劳变得麻木，被油污抹檫得看不出表情。不然，工友们会认为刘喜出了精神问题。
在刘喜的成长过程中，伴随无休止的饥饿和无休止的斗争，所有人都因家庭出身而划分成两大对立的阵营，专政的无产阶级阵容显得过于庞大，因庞大而感到食物不足，一些人还要从不足中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他们每时每刻都整出异类推给另一方。刘喜被看成异类，而且在他很小的时候，还没认清这个世界，就试着认清好人和坏人，就像自己受父亲牵连一样，坏人的子女也会受到坏人的牵连。
现在，他对坏人的子女必然是坏人的观念产生动摇。实践证明，马金玲和马向勇不一样，而眼前的吕大春和吕希元也有区别。刘喜转换思维方式，他想：“我和吕大春接触时间短，也许这小子是装的，路遥知马力，我还要时时防着他。吕希元是我的大仇敌，王八蛋高高在上，目前我对他无能为力。”
吕大春伤得不重，三天后归队，仍然领全组工人待命，仍然加班加点。
五条新掘的巷道，几乎全是**，个别地段岩石破碎，才稀稀拉拉打几个锚杆儿。顶板落石时有发生，伤人和死人在所难免，开拓区把矿医院的病房占去一半。
顶板空距太大，给金世儒这个负责锚喷的辅助队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巨大的风险，金世儒指示全队工人：“安全第一，完不成任务我负责！哪个班出事故，哪个组长胡来，我撤你们的职！”班长把队长的话理解为：“不管别的队怎样急，咱们的原则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把我们头顶上整牢固，再努力向前进攻。出了事故，损失的不是我们个人，而是给党、给国家造成损失。责任巨大，谁也担负不起。你们听着，发现异常情况，立即停工待命，由我亲自处理。”吕大春是组长，他的理解更特别，不过，是在井下和工人讲：“不管干活还是睡觉，大家一定要看好顶板，该干咱就好好干，谁耍奸也不行。出现险情，咱们就快跑，谁也不许落在我后头。”
会战到了后期，五个掘进工作面的进尺总和也不足四百米，人们对完成千米失去信心，表面上仍然斗志昂扬。宣传栏的红箭头已经冲刺到一千一，并且直指一千三百米。会战指挥部开始写材料，准备报捷和庆贺，并把会战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呈报给局里。
最后一个白班，各队都像松了一口气，五个工作面都停止掘进，队长以上的干部留在地面庆功，班组长也不像往常抓得那样紧，工人们收拾工具后，都自找地方休息。
刘喜拿块秫秸帘子，到小硐室里睡觉。由于想家，他合着眼睡不着。吕大春哼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来到小硐室，不客气地倚在刘喜身边，问刘喜：“是不是想家了？”
刘喜没回答，而是嘻笑着问：“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不是黄歌？”
吕大春笑着回答：“是黄歌，苏联修正主义的黄歌。”
刘喜想用政治大帽子往他头上扣，却听吕大春说：“我是唱了黄歌，也只有你听见，咱俩是工友，你总不会去检举，给我办学习班吧？”
吕大春简短的话，显露出他是感情丰富，很讲义气的年轻人。而刘喜则想：“你爹怎样对待工友？为了往上爬，不只是检举，而是故意陷害！”
刘喜嘻嘻笑，笑出声。
吕大春问：“你笑啥？”
“我笑你爹。”
“我爹有啥可笑？”
刘喜说：“你爹能把假的变成真的，五条巷道变成一条巷道，几百米整成一千三，说谎话不脸红。”
吕大春问：“你也对我爹有意见？”
刘喜想：“何止是有意见，我是恨他，恨不得杀了他！”但刘喜多个心眼儿，这些话不能跟仇人的儿子讲。
吕大春说：“我知道我爹说一些假话、大话和空话，做一些我们这代人难以理解的事。可这样做的又不是他一个人，是一群人，一代人哪！只有这样做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刘喜不再嘻笑，而是直言不讳：“你爹立足了，好多人遭殃，还要连累好多家庭！”
吕大春倚着岩石，说了句“太累了”，然后关闭矿灯合上眼，刘喜也闭了矿灯。
黑暗裹着寂静，小小的硐室里，回响着刘喜急促的呼吸声。
吕大春翻过身，对刘喜说：“你的入团期限还要往后推。”
刘喜没问为什么。
吕大春说：“我是组织委员，希望你早日加入共青团组织，调取了你爸爸的档案，我一看，你爸是反革命分子。”
巨大的压力向刘喜压下来，他感到头发胀，心发堵，仿佛天要塌，四周的岩石要把他挤碎。吕大春拧开矿灯，刘喜看不到光亮。
刘喜虽然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但是，真正面对时，才感到受不了。他从嗓子眼儿发出声音，很细，很轻：“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爸爸是怎样的反革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