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也不好，像一头为革命拉车的老黄牛。只是脾气倔，升不上去，还没有吕希元混得好，被调到小煤窑建新井，白挎着党委委员的官衔了。”
刘喜问：“新调来的书记好不好？”
“我对他不了解，说不上怎么样，但我觉得，他提拔的支部书记有两个不是人揍的，就说你队的陆长脖，你看他哪有一点儿人样？去掉整人的本事，他就会喝酒。文革前因喝酒闹事被撤了支部副书记，调到区里搞运动，现在又官升一格。他这个人，不供他酒喝不行，供他喝酒也不给你办事，他当书记，没少喝工人的酒，连一个党员都没发展。”
刘喜又问：“吕希元的儿子也在光明掘进队，陆长河一定给他安排重要职务吧？”
“陆长脖这个人，他是用人屁股朝前，不用人屁股朝后的主。吕希元在开拓区，他恨不得舔屁股，吕希元调到局里，陆长脖判断吕希元不能再有用，对吕希元的儿子保证不会好。”梁大叔嘱咐刘喜：“你在队里好好干活，少说话，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世，更不能说是刘宏达的儿子。郑老本在开拓区时，知道你爸爸冤枉，也没法保护过他，现在郑书记调走了，新书记不见得知道你的事。”
刘喜端着酒杯不吭声，梁大叔和他碰了一下：“来，干了它，少想别的。”
梁大叔把空杯放在桌上，起身走到窗前，自言自语：“开拓区的干部都像郑老本，该少了多少冤案？人心顺了，生产就能上去，也不至于叫咱们整天加班加点。”
刘喜给梁大叔的杯子倒满酒，带着疑问说：“梁大叔，我总听你说郑老本好。”
梁大叔坐回桌子旁，满怀深情地说：“郑书记对我有恩啊！只可惜，人家是干部，咱一个小工人无法报答。”
刘喜说：“我认识郑老本的闺女，她叫郑晓杰，下乡在我们村。”
“听说郑书记家的几个孩子都很根本，我估计这个丫头也错不了。”
刘喜说：“是挺能干的，群众关系也很好，不花里胡哨，也没有城市姑娘的那种娇气，能吃苦，在青年点儿当团书记。”
“看来你对郑书记的闺女印象挺好，她对你好不好？”
“因为以前和她有过接触，她对我好像比对别的农村青年随便些。我爸爸说她爹是好人，我们家对她也特别关照，缺个咸菜大酱，她就来我家拿。”
梁大叔说：“你认为那个丫头好，可以和她处对象。”
刘喜摇摇头，认真地说：“我还没考虑搞对象的事。”
在中学里，有的学生搞对象，刘喜觉得他们挺好玩儿，还有些看不起他们。刘喜说和马金玲搞对象，是想报复马向勇。回乡劳动后，像刘柱这些比他稍大的青年都娶妻生子，刘喜也没着急。他和郑晓杰一起干活，却很少主动和她说话，本来知青就和农村青年存在隔阂，刘喜持躲避的态度。接触中，郑晓杰对刘喜表示出一种特有的亲近，刘喜对爱情有种朦胧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让刘喜在敬重郑晓杰的同时又刻意疏远郑晓杰。因为刘喜知道，郑晓杰的父亲是革命干部，而他的父亲又是在郑晓杰父亲的管制下工作，虽然郑老本帮过他的父亲，刘喜看做是善良者对无辜的恩赐。就像路边的行人对乞丐的施舍，拿出的只是口袋中的零钱，最傻的人也不会献出全月工资。女儿是父亲的心头肉，郑老本绝对不能答应郑晓杰和背着沉重历史包袱的矿工处对象，郑晓杰本人知道刘喜的家庭出身，也会果断避开他。
梁大叔说头晕，让刘喜把酒瓶里的酒都满到杯中，他说：“我这人说话直来直去，如果郑书记的闺女有那么点儿意思，你就主动一些，别挑这挑那的。人家是干部子女，大家闺秀，咱们是普通工人，说句难听的话，你爸爸还有历史问题。”
刘喜喝了一大口酒，借着酒劲儿，他掏出心里话：“我喜欢郑晓杰，只可惜我们不是一个阶级。现在的社会，不但分阶级，也分阶层，人家在上层，我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我是癞蛤蟆，不想做天鹅肉的梦。”
梁大叔把酒杯墩在桌子上，大声说：“胡说八道！谁是天鹅？谁是癞蛤蟆？两条腿支一个肚子，都一样！人穷志不穷，你懂不懂？我们煤矿工人，被人称作煤黑子，窑花子，我们人穷，人格不能穷，用我们的劳动为社会创造光和热，用我们的劳动养家糊口，比那些搞歪五六的强。我瞧不起两种人，一种是不把自己当人的人，一种是拿贫穷当政治资本的人，这两种人都是权才！”梁大叔觉得愤怒离了谱，他把酒杯拿起又放下，对刘喜说：“搞对象的事，能冲破阶级界限，拿我来说，最初的媳妇地位比我强，不也跟咱这普通工人了？爱情这东西，咱老百姓说不清楚。”
梁大叔含着泪，看来他忘不掉和前妻的那段感情。
刘喜仍然报定自己的观点：“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任何朝代人与人的界限，也没有今天分得清楚，强者欺弱的现象从来没有现在明显。讲民主，讲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哪个老百姓做主了？领导说怎么干就得怎么干，只是吹捧，谁敢说个不字？说杀人就杀人，说打人就打人，老百姓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