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再挺两天，我的病就会好。”
医生叫刘满堂跟他去办公室，边走边嘀咕：“听说有人缺少痛觉神经的，只是听说，没遇到。我从医二十几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病例。”他在办公室对刘满堂说：“我给你爸诊断癌症晚期，是不会错的，我看你爸那么乐观，那么坚强，很不像癌症晚期病人的样子，要知道，病人会痛得受不了的，是需要杜冷丁麻醉的。”医生说：“这么着，我给你破个例，你们做家属的同意不同意。”
听到破例，刘满堂立刻想到甩红包，为了给父亲治病，他满口答应：“同意，同意。我手头上还有一个月的工资，我老家在农村，我妈养了不少鸡。”
医生盯住刘满堂，严肃地说：“想歪了，想歪了，这种事是有的，习以为常，习以为常啊！不过，不过嘛，我决不是这个意思，决不是，听明白了吗？我是想把我的老师请出来，你们家属，还有病人都要积极配合。”
刘满堂非常感动，连连点头：“是是，我们积极配合，保证积极配合。”
医生对刘满堂的态度很满意，他说：“我的老师是三开分子，还在审查，但是，决没问题的。他来瞧病，你们必须尊重他，不能把他看成阶级异己，不能以你们是工人阶级自居的，也不能以贫下中农在他面前自高自大的。”
刘满堂点头应诺。
医生说：“在我老师面前，不能提钱，更不能表示红包，红包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医生又说:“对我老师要诚实。讲病情，不能说瞎话、谎话的，不能说带政治色彩的空谈阔论。”医生觉得刘满堂是个诚实人，便把他的老师做个简单介绍：“我的老师在文革前是院里的学术权威，不咋地的人，当不上他的学生。他是肿瘤界的专家，尤其治疗皮癌最拿手，诊治肝癌也不简单的。我老师没架子，挺和气的。你知道吗？他出过国的，不是里通外国，而是出去学习、深造的。学来本领，还学会不怕官，你懂得啥叫不怕官吗？有骨气的。不像一些大夫，见了官就嬉皮笑脸，见老百姓就像讨债的。我老师一视同仁，不分高低的。穷人也不要紧，你尊重他，他会把你当亲人的。”
看来医生非常敬重他的老师，在把老师请出来之前，他唠叨不止。刘满堂心里急，也得认真听下去：“都已经文革了，一些老专家不打自倒，我的老师还坚持给患者治病，有位农村老太太，穷得连挂号费都拿不起，他给出了二百元钱。二百元啥数字？你是应该懂的，是你大半年的工资嗷！”
刘满堂能听懂，但他希望医生少讲一些和治病无关的话，早些把老大夫请出来。
医生仿佛明白刘满堂的心情，他说：“还是让我把话讲完嘛，不差三五分钟的，你父亲的病已经确诊了，不会出现奇迹的。你要相信我，我也行医二十几年了，和我的老师不能比，在医院也是响当当的嗷。
刘满堂的心往下沉。
医生说：“我老师在医疗界可是创造奇迹的人，那个老太太得的是上皮癌，挺深的，到了骨头，被很多医生判了死刑的，被我的老师治好了。今年秋天，还不是很冷的，老太太和老伴儿来看我老师，拿了一小筐鸡蛋，还要还我老师二百块钱呢，你说我老师咋办的？”
刘满堂不关心老大夫怎样处理一筐鸡蛋和二百块钱，只盼老大夫能出面诊治老父亲的病。
医生说：“我老师这样讲的，你把泼出去的水收回来，我就收你二百元钱，说给就是给，不兴反逛的。那一筐鸡蛋被我老师收下了，临走给了老两口五十元路费，鸡蛋七毛钱一斤，五十元买多少鸡蛋？我老师是划不来的。”
刘满堂觉得这个医生太啰嗦，但他不知道，老大夫正在给病人做手术，医生是故意拖延时间。
老大夫给刘奇做了细致的检查，然后把刘满堂兄弟叫到一起，问他俩：“你父亲都吃些什么止痛药？”
兄弟俩面面相觑，谁也没见过父亲吃止痛药。
老大夫说：“给你父亲准备后事吧！我敢判断，你父亲说没痛，一是他坚强地挺着，二是他服用止痛药，而且不是一般的止痛药。”
刘满丰说：“我父亲还乡时，从城里带去一堆破钟烂表，自己藏着，有时自己拿出来摆弄找乐，我们谁也没拿那些东西当回事，听我妈说，他从里面拿出过东西吃。”
老大夫发出感叹：“已经病了十几年，没给社会添麻烦，没给儿女添负担，可敬可佩！”老大夫说：“他这次掉到水里受冻，又引起重感冒，我给他用的是退烧和消炎药，回去让他吃，高烧能退下去，他还能维持几个月，要想再挺下去，除非有奇迹。”老大夫摇摇头：“但愿有奇迹出现吧！”
就在刘满堂兄弟俩给父亲治病之时，刘屯人也抓紧调查偷木头的人。马荣对刘占山说：“大白话，你不是认得北贺村的人吗，我派你到那里走一趟，妈啦巴，把小偷给我找出来！”
刘占山不忿马荣，顶撞他：“整人的事我不会，我还是做我的豆腐。”
“这不叫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