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喜把从鼠洞挖到的碎玉米扔到屋地上，急忙去了何守道家，向他打听去清河矿该坐哪趟车，正赶上何守道也要出门儿，便答应和刘喜一块儿走。
刘喜提出当天走，何守道问他为啥这样急，刘喜觉得何守道不是坏人，便把打马向伟的事情说出来。何守道把屋里屋外看了一遍，然后说：“还是光棍好，丢了没人找，当天走就当天走，人走家搬，没有挂牵。”他让刘喜回家收拾一下，两个人在南甸子上会齐，抓点紧，能赶上去清河市的火车。
何守道最近没往外跑，原因是受了伤，胳膊同绷带吊着，腿也瘸。他说是从火车上摔的，村里的孩子们都相信，但成年人产生怀疑，吴有金说得更直截：“什么摔的，胡说八道，我看是偷东西失了手，被人抓住打的。”
要说何守道是小偷，很多人说他冤枉。他搬到刘屯，没动过别人一针一线，也没动过队里的一草一木，和羊羔子、孙胜才不一样，村里没人防备他。
自从羊羔子和孙胜才偷了马荣的芦花鸡，这两人也从此被村里人印上污点，虽然这种污点和政治上的污点不一样，不剥夺人身权利，但一些人也像防贼一样防着他俩。孙胜才进了城，脱了干系，哪家丢鸡丢鸭都怀疑羊羔子，有人丢了鸡蛋，也以串门儿的方式到他家看看。羊羔子也看出这一点，但他不在乎，仍然干着顺手牵羊的把戏。后来，羊羔子以烈士后代的身份扛起造反大旗，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地位的提升也带动觉悟的提高，他暗暗发誓：“对那些不值钱的东西假装看不见！”但是，在大的利益面前，羊羔子还是不能手软。
今年雨季，队里的猪圈被浇倒，羊羔子以给队里往回找猪的名义把猪崽抱回家，被大胖子看见，用取笑的方式对他说：“你这个刘永烈也是空有其名，革命这么些年，还改不掉老毛病。”羊羔子瞪起眼，怒斥大胖子：“是不是你爹一摘帽你就阳棒？要那样，还给他戴上！以后你对革命者说话要注点儿意，不能随口乱咧咧。我是从队里拿回个猪崽，那不是偷，只能说是盗，你懂不懂？”
羊羔子不识字，也不完全懂得“盗”的含义，只知道小偷是小人，而“大盗”形象很高大。评书上讲，那些行侠仗义的英雄多数是江洋大盗，值得崇拜。就眼前的事来说，马荣就抱回两个小猪崽，谁敢问？你大胖子说句风凉话试试？马荣虽然谈不上侠客，最起码比你大胖子强。
刘屯人仍然继承古朴的民风，外地人在此路过，会向村民讨口水喝，村民们不但把水烧开，甚至用热汤热饭招待，贪黑走不开，村民们会把土炕烧热，让素不相识的过路人留宿。由于以后的诸多原因，人员变得复杂起来，但是，生产队的大坑上，还常常睡着去火车站的过路人。
刘屯的房屋都很简陋，很少有人家上锁，就是有锁也是摆摆样子。夏天热，睡觉时都是开门开窗，没发生行窃，没人干乱七八糟的事。如果年景不是很坏，几乎家家养鸡，鸡架设在柴垛旁，不加防护，鸡可以随意出入，只要看住黄鼠狼，就不会丢鸡。母鸡把蛋下到别处，邻居会主动送回。羊羔子和孙胜才偷马荣家的芦花鸡，是村里罕见的事，怪不得马荣大动干戈。在刘屯，有两种人最叫人看不起，一个是小偷，一个是搞破鞋，被文化人总结起来叫男盗女娼，谁家出了这样的事，几辈子都被人讲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视野开阔和思想觉悟的提高，人的认识也在悄悄变化，便产生偷猫偷狗不算贼的说法，继而发展到偷瓜偷果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偷情之事，也常有发生，都习以为然，谁也顾不得耻笑谁。
刘屯人曾经恨过大鼻子，不但是恨，而且怕，特别是女人，把大鼻子看得比瘟神还可恶。后来有人考证，说恨大鼻子是源于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最严重的是那次俄日作战，外国人不但在中国大地上杀戮，还祸害中国妇女。当时的年轻女人为了避灾，都往脸上涂草木灰。后来大鼻子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帮助中国人打败小日本，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还派出专家来支援建设，中国人尊敬地称起大鼻子为老大哥。接近他们的女人不涂草木灰，而是擦胭抹粉，不但敢和他们握手拥抱，还以挎着外国人的胳膊为光荣。
刘屯人没见过黄皮肤女人挎着白皮肤的大鼻子，这些事都是听刘占山说的，刘占山把那些女人捧上天，让一些男人生出酸溜溜的感觉。
后来，大鼻子修了正，老大哥变成阶级敌人，刘屯人跟着批修，在批修的同时又在斗私。既然是捍卫人民利益的革命者，就不能存有半点儿私心杂念。把斗私批修喊得最响的当属马荣，而且有了发挥，叫做斗批私修。他这样解释：“我们都是集体的，集体的东西也是我们的，跟集体，谁也不能保留私心。妈啦巴，以队为家，缺啥拿啥。”不过，不保留私心的民兵排长也不是一视同仁，缺啥拿啥的也只能是少数人。刘永烈大名鼎鼎，拿队里的东西也要以偷论处。羊羔子不服气，和马荣产生隔阂，偷着给马荣的骂名